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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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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约瑟夫•奈在《外交》上发表题为《东亚安全:深度接触的范例》的文章。他写道:“长远来看,美国与日本有着平衡的、相互依存的安全关系。我们彼此需要对方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实现我们的安全目标。日本为美国的前沿存在提供基地,发挥着我们在整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石作用……因为一些具体问题的输赢而影响我们长远的安全关系将使双方都付出重大代价,损害美国人民广泛的长远利益。”(17)《东亚安全战略报告》和约瑟夫•奈的文章为冷战后美日同盟的第一次调整确定了基调。

然而,1995年9月,冲绳发生的三名美国士兵强奸日本少女事件导致当地民众要求关闭所有美军基地,这一意愿引起了全日本的共鸣,日本民众对美军长期积郁的不满迅速爆发出来,抗议浪潮席卷各地,大有动摇同盟关系基础之势。(18)克林顿原定于当年11月访问日本的计划,也不得不因此推迟。

为了扭转日本的这种情绪,日本内阁会议于11月底通过了冷战后第一部《防卫计划大纲》。大纲开宗明义地说:“日美安保体制对于确保我国的安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将继续为确保我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建立更稳定的安全保障环境发挥重要作用”。(19)11月,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访问日本时与日本政府商定,在美日两国商讨安全关系最重要的常设机构——美日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2+2会议)下设立美日冲绳特别行动委员会,研究驻日美军整编和调整冲绳美军基地问题。翌年4月初,特别行动委员会发布中期报告,决定将普天间机场在内的11处设施在今后5至7年内归还日方。美日矛盾由此得以缓解。

1996年4月16日,克林顿访问日本,双方发表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宣言重申了美日安保体制的重要价值,对美日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宣言指出,“以《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两国之间的安全保障关系,既是保证实现共同安全目标的基石,也能继续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维护安定和繁荣的基础。”克林顿强调了美国防卫日本的承诺,双方一致认为美军在本地区保持10万人的前沿部署、在日本保持现有水平的驻军是“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所必不可少的”。双方还同意对1978年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订。(20)

经过一年多的磋商,1997年9月,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出台。新《指针》就美日同盟的适用范围做了新的诠释,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状况:平时的合作;在日本遭到军事进攻时的合作;在日本周边发生不测事态时的合作。新的诠释导致美日安保体制产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安保体制的适用范围扩大了。新《指针》推翻了安保体制原有的宗旨,打破了“专守防卫”的界限,提出了所谓“周边事态”的新概念,把日军作战的地区范围扩大到“日本周边”,把应对周边对日本安全发生重要影响的事态作为美日安保协力的重点;第二,设想了美日在日本领土外协同作战的情况,赋予日本自卫队前所未有的功能:在出现“周边事态”时,美军在前方负责主攻,日本自卫队则在后勤方面负责助攻,包括在公海为美军扫雷、巡逻、搜集情报以及为公海上美军舰船运送战争物资等;第三,同盟平时功能增强,两国将视需要共同推进亚太地区安全对话、实行国际军备管理和裁军、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或救灾、人道主义救援活动等,使两国的防务合作兼具军事和外交的双重意义,提升了同盟的价值。(21)

上述《共同宣言》的发表和《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标志着冷战后美日同盟第一次调整的完成。美日同盟度过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信任危机和战略徘徊期,对同盟给予了“再定义”,使同盟突破了“专守防卫”的限定,能为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后,落实新《指针》就成为日本的最大课题。1998年4月7日,美日就《美日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周边事态达成协议。同月28日,日本内阁会议批准了与新《指针》相关的三项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修正案》,1999年5月,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三项法案,标志着与美日同盟调整相关的日本国内立法过程的完成。这样,通过对“周边事态”的模糊和扩大的解释,日本实质性地突破了宪法中关于“集体自卫权”的禁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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