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红宝书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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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五十年前,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内部发行并多次修订的《毛主席语录》(以下简称《语录》)在全国公开发行,被称为“红宝书”和“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短短几年中成为中国有史以来印刷量最大的书籍,其语言风格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

就在同一年,《语录》也翻译成多语种向世界很多国家大量密集发行,几乎成了当时唯一对外发行的书籍。有关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两年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书名是《毛的小红书的世界史》(Mao’s Little Red Book—A Global History,Alexander . Cook,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以下简称《小红书的世界史》),介绍《语录》在世界一些国家传播及其衰落的过程,对了解整个文革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

《小红书的世界史》收集了十三篇论文,除了介绍《语录》翻译出版的过程和在中国国内的作用,主要介绍了它在坦桑尼亚、印度、秘鲁、苏联、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东西德国、法国和美国激进的非裔和亚裔社会运动中的影响。论文的作者们在梳理《语录》在这些国家的出版发行概况之外,都试图把它的影响和兴衰放在这些国家国内政治和对华关系的背景下,所以有一定的历史和思想深度。以下就几个主要案例作重点介绍。

坦桑尼亚是中国60年代在非洲的重要盟友,其领导人尼雷尔在独立后提出乌贾玛社会主义,把居住在传统村社中的农民集中搬迁到乌贾玛公社过集体生活。他数次访华,视中国为榜样,把中国的领袖崇拜、动员机制和对人民思想觉悟的强调视为非洲国家可以摆脱按部就班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途径。1967年,《语录》的英文和斯瓦希里文本进入坦桑尼亚,不但在主要城市的书店出售,而且在一些乡镇的书店也能见到。《语录》的主要读者是知识分子和国立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学生,但一般不识字的民众通过国家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来了解书的内容,《语录》的影响因此大大扩展。受《语录》的影响,坦桑尼亚领导人也开始编辑出版自己的《语录》。1967年底,坦桑尼亚军队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总统卡鲁梅的《语录》(主要是他演讲的内容)。随着《语录》的传播,学生佩戴毛泽东像章,公共场所也出现毛泽东的画像。

以《语录》为标志的文革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和坦桑尼亚国内政治中某些激进的倾向很契合。1968年坦桑尼亚发动了“青年行动”和“服装行动”,扫除殖民时代留下的文化,尤其是女性服饰和发式,例如迷你裙,紧身裤,假发和化妆品等等,同时提倡坦桑尼亚民族服装,实际是为了推广政府偏好的统一的制服形式,如尼雷尔本人喜爱的“毛制服”,一些传统的非洲部落服装受到排斥甚至压制。运动过程中发生了青年团员在街头殴打甚至非法拘捕运动对象(即那些身穿“奇装异服”的人)的行为。由于独立后国家经济政策的偏差,城市青年就业成为问题,坦桑尼亚也发起了“回乡知识青年运动”,号召城市青年下乡落户或接受锻炼。对中学和大学正规教育的精英主义也展开了批判,国家要求学生毕业后从事生产劳动。

但是,以《语录》为象征的文革文化在坦桑尼亚也逐渐遭到了抵制。邻国肯尼亚对中国在非洲大力推动的毛泽东崇拜采取了限制措施,不但为此和中国断交,而且和坦桑尼亚交恶,双方就中国影响的孰是孰非展开论战。一些政府官员担心青年反西方和反传统运动中的暴力倾向失控。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一些独立思考的学生成立了批判文革影响的异议组织。国家广播电台收到听众来信,抱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节目中泛滥的毛泽东崇拜,说“可能北京电台忘了在我们的国家我们还有自己的总统和政党”,有的还抱怨在坦桑尼亚的中国医生一边看病一边散发《语录》。这些都反映了大众对文革文化的厌倦和反感。但最重要的是尼雷尔的“乌贾玛社会主义”乌托邦试验本身的受挫,使得以《语录》为标志的文革文化到了70年代初在坦桑尼亚基本失去了影响。

阿尔巴尼亚在文革时期的中国被称为是“天涯若比邻”的盟友。因为这种关系,《语录》在阿尔巴尼亚的传播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但得到政府许可而且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此外也有一定的戏剧性。根据论文作者的材料,196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时不公开地接见了两位专程来华讨论《语录》阿文版的阿尔巴尼亚的语言学家,康生和姚文元在座。毛显然是同意在阿尔巴尼亚出版《语录》的,但又用他一贯的自嘲口吻说自己的文字出了中国就不管用了。阿专家听了非常紧张,说《语录》对阿尔巴尼亚革命一样重要。那次会见是康生是临时安排的,甚至没来得及通知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康生当时负责翻译和发行外文版《语录》的工作,1966年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访华时,康生向他保证一年内完成《语录》的阿文版,所以这两个阿尔巴尼亚专家次年是来验货的。

1967年10月,首批5000册《语录》由专机送达阿尔巴尼亚,连同后来运去的,一共是10万册,由中国方面无偿赠送。后来运去的一些版本在装帧上考究了一些,有塑料封皮,内页有口袋,很多阿尔巴尼亚人把它当皮夹使用,就和同时代很多中国人把钱和票证放在里面一样。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语录》里的很多话和毛著中的论断开始广泛地在阿尔巴尼亚的学校、新闻和宣传材料上出现。当阿尔巴尼亚的运动队和文艺团体访华时,在北京机场上他们被要求朗读《语录》中的片断。阿政府有关部门特意为此发文,说虽然我们党没有这个习惯,但要这些访华人员尊重中方的要求予以配合。

阿尔巴尼亚在毛泽东去世后和中国公开闹翻了,起因要追溯到70年代初中美和解,后来是中国和阿的宿敌南斯拉夫和解。这两个和解使得中国的朋友大大增加,阿尔巴尼亚的盟友地位下降,其领导人恩维尔·霍查自然有妒意。1979年,为了解释中阿为何由盟友到论敌,他出版了回忆录,透露了60年代中阿友谊的内情。原来,在文革酝酿和早期阶段,阿党对中国的个人崇拜是反感的,也不同意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下还会不断产生阶级敌人的论断。更重要的是,阿党不明白文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为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担心。由于中国是阿尔巴尼亚几乎唯一的外援,霍查时刻担心有变,内部发文件要干部做好应变准备。但两年观察下来,证明了文革极大地巩固了毛泽东的威望和地位,中国不会改变对阿的全力援助。阿党于是放心了。1968年8月苏联东欧集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党非常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牺牲品,于是邀请了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永胜访问,商讨应变事宜。《语录》在阿尔巴尼亚的广泛传播,是和这些背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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