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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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布什任内美日同盟的再次调整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日经济冲突缓解,其主要原因是:第一,从1992年起,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日本。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的信息产业带动了美国经济的整体繁荣,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从1991年的-0.5%跃升到2000年的5%,而日本经济则每况愈下,从1990年的5.1%下降到1998年的-1.1%。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经济威胁论”在美国悄然销声匿迹了;第二,日本在对外贸易方面发生了市场转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下降。从1985到2000年,日本对亚洲的出口从26.3%增至41%,而对美出口却从23.6%降至19%。美国对日贸易逆差也下降了。(23)

但随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7月以后,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也殃及了东北亚经济发展。日本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债权人,其动向对东亚走出金融危机影响甚大。但日本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表现不佳,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陷入负增长。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要求日本改革经济结构,扩大内需,但日本在此方面的改革有限,成效不彰。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政府无所作为,任随日元贬值。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24)日元贬值和日本经济的“自由落体”给亚洲其他国家,尤其对中国的人民币带来巨大压力。但中国顶住了货币贬值的浪潮,中国政府决定宁可自己的出口受损,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而且支持港币保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1998年1月,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对日本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进行了猛烈批评。同时克林顿访华时称赞中国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指责日元贬值。克林顿说:“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坚定地负起了对区内以至全球的责任,帮助阻止另一轮危险的贬值风暴发生”,“我要指出的是,除非日本经济恢复增长,否则亚洲危机难以恢复”。(25)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加深的情况,美国国会和媒体也在问:“日本在哪里?”(26)美国日本问题专家柯蒂斯(Gerald Curtis)认为,“看起来像是在说,中美日三边中,日本已经变成了美国和中国的共同问题……克林顿是第一位把美国对华政策牵扯进美日关系并引起严重怀疑的美国总统。”(27)

克林顿总统1998年6~7月对中国的访问引起广泛关注。他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第一位访华的美国总统,也是1984年里根访华后第一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他在中国逗留了九天八夜,不仅是他任内对单一国家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并且越过日本上空而未作停留,这是对中国进行的“专访”,打破了美国总统出访的惯例(一般美国总统访问东北亚,都会访问美国的盟国日本和韩国)。共和党人在访问之前曾经设法予以阻止,访问之后又强烈批评克林顿故意抬高了美中关系,怠慢了美国的盟国,尤其是日本。他们还对克林顿及政府高官公开批评日本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并对中国大加赞扬表示不满。(28)这次访问也给日本带来强烈冲击,被视作尼克松访华以后美国的又一次“越顶外交”。美国对朝鲜导弹试验(1998年8月,朝鲜称是发射卫星)的反应之弱也加剧了日本被排挤的感受。

美日关系的恶化引起了美国知日派的强烈不满。一批知日派由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约瑟夫•奈牵头,于2000年10月发表了《美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的报告,也称第一个《阿米蒂奇报告》。报告指出,亚洲是一个大有希望又具有潜在危险的大陆,“美日双边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要”,“日本是美国介入亚洲的拱顶石。美日关系是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中心环节”,“是地区秩序的基础”。而日本现在正经历着与明治维新意义相仿的转变。报告指出,虽然1996年美日发表了共同宣言,但是美日双方的决策者并没有真正着力加强同盟关系,没有认真落实1996年宣言中提出的安全议程。因此报告认为有必要重新聚焦于美日同盟。报告详细阐述了加强同盟关系的六个关键领域:政治、安全、冲绳问题、情报合作、经济、外交。在安全领域,报告矛头直指日本宪法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指出:“日本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制约同盟的合作。解禁集体自卫权将能实现同盟更紧密更有效的安全合作……我们把美英特殊关系作为美日同盟的样板”。为此,报告列举了重申防务承诺、切实贯彻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两国各军种之间的合作、全面参与联合国维和与救灾、发展应对地区安全环境的能力、加强军事技术交流、加强导弹防御系统合作等项作为合作重点。(29)由于参与撰写报告的许多共和党人后来在布什政府中身居要职,如阿米蒂奇担任美国副国务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就任美国副国防部长,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任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詹姆士•凯利(James Kelly)担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们都是在政府中实际制定和执行对日政策的关键人物,因此这份报告实际上就是布什政府任内美日同盟调整的蓝图。(30)

2001年1月,布什上任,4月小泉纯一郎开始执政,美日两国都有了新的领导人,这给两国关系的调整提供了一个好机会。6月30日,小泉首次访美,美日发表了题为《为了安全与繁荣的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确认,“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双方决定继续贯彻1997年的《防卫合作指针》,加强在此基础上的各个层面的安全合作。双方确认美国的前沿部署对于地区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并保证在美军基地调整问题上进一步合作,以减轻冲绳人民的负担。双方还决定加强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导弹防御方面的合作;布什支持小泉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宏观调控,小泉支持布什通过减税和其他措施保持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双方还决定加强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31)布什和小泉还建立了两国监管改革与竞争政策倡议,以此作为美日促进经济增长伙伴关系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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