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既显示了日本这个盟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却又加深了相互的不满。日本向海湾地区派遣非战斗支援人员的勉强态度、出手援助的拖延，以及与美国的讨价还价，使它遭到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批评。甚至日本为战争提供的财政支持(总共130亿美元，超过海湾地区以外的任何国家提供的财政支持)和在海湾地区部署扫雷舰也没有为日本赢得多少赞誉和感激。这自然使日本人感到愤愤不平。1991年3月，美国的“哈里斯民调”显示，只有22％的美国人认为日本对“沙漠风暴”的贡献是足够的，73％的受访者认为不够；民调还表示，56％的受访者因为日本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对日本的看法更加负面了；68％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对日本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72％的人甚至认为，日本对美国的经济威胁比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更严重。⑧一些美国人对日本作为盟国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日本威胁论”在美国盛行，“敲打日本”成为一种时尚。而在日本，许多人担心美国所倡导的“全球伙伴关系”可能会导致美国发号施令而由日本付账。一旦海湾战争结束，对美日同盟的支持即迅速受到销蚀。⑨

1993年8月9日，日本细川护熙联合政权诞生，这是38年以来首个非自民党政权。1994年2月，细川首相成立防护问题恳谈会。恳谈会的最终报告于1994年8月发表，主张“从冷战防卫战略转向多角度安全保障战略”，引起了美国的警惕。⑩

为兑现竞选时提出的“振兴美国”的口号，克林顿上任以后，立即于1993年2月26日发表演说，要实现与日本的贸易和投资机会的大致均等。(11)当时美国很多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将会把经济繁荣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选择。克林顿政府在执政最初两年期间，把贸易争端问题视为处理对日关系的重中之重。双方贸易争端激烈，日本强调自由贸易，美国强调“公平和有管理的贸易”(fair and managed trade)。日本对美国的压力竭力抵制。宫泽首相在1993年4月16日第一次会见克林顿时就强硬表示：“日美两国的经济繁荣建立在我们深深的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文明必须立足于自由贸易的原则，以合作的精神来培育这一关系。这不能用管理贸易或在单方面措施的威胁下来实现。”(12)1994年2月，细川首相访美，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美方旨在减少对日贸易逆差的数值指标要求，在日本国内获得广泛称赞。同年3月，克林顿签署法令，重新祭起“超级301条款”这根大棒。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日本被迫同意就电信、公共采购、保险、金融服务、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进行谈判。最棘手的是关于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协议，直到实施超级301条款规定的惩罚措施——对几乎所有从日本进口的豪华轿车征收100％关税——的最后期限(1995年6月28日)才达成协议。(13)

冷战结束后的亚洲，没有一个应对安全问题的机制，而地区的安全形势却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变得太平无事。一些旧有的热点没有消失，新的问题又浮现出来。朝鲜半岛形势持续紧张，冷战还在继续。1993年5月，朝鲜发射的一枚新改良的“劳动-I”型弹道导弹落入日本海。与此同时，朝鲜的核问题又浮出了水面。台海地区的形势也不稳定。1995年5月，李登辉访美，中国政府在与美国进行严正交涉的同时，在东南沿海进行了军事演习；1996年春，为了震慑“台独”势力，又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导弹演习。美日双方都十分关注台湾海峡的事态发展。朝鲜半岛和台海形势是美日调整同盟关系的重要外部因素。

美日关系的状况使美国一些战略界人士感到忧虑。1994年4月，美国前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批评说，“克林顿政府已使日本同美国的关系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而这种关系又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在亚洲的外交政策取得成功的关键。”(14)美国官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他在1994年提出，美日同盟关系不能再这样随波逐流，要求克林顿政府重视日本的战略价值，并对同盟关系进行全面审议。(15)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基于三个支柱：安全、经济、民主，安全被重新置于首位，改变了先前把经济置于首位的做法。从1994年10月到1996年4月，美日两国就冷战结束以来的安全关系进行了广泛的双边审议。由于这项工作是由约瑟夫•奈提议的，美国方面也是由他主持的，在新闻媒介中普遍将其称为“奈倡议”。

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这份由约瑟夫•奈主持制定的报告指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加强美国的同盟体系，确定后冷战时代同盟体系的新基础，这是美国战略的“心脏”；第二，保持美军的前沿部署，“美国的军事存在将继续是美国在这一地区安全中发挥作用的岩基”。报告明确宣布，冷战后美国削减海外驻军已经结束，美国将在东亚地区保持约10万驻军；第三，发展地区机制。报告论证了保持美日同盟的必要性：“亚洲仍然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紧张和聚集了大量军事力量的地区，维护亚洲的同盟体系是保持地区稳定和促进美国对亚洲关键问题的影响的基础，这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鉴于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分量，它在美国构筑适合于后冷战时代地区和国际秩序的努力中是一个天然伙伴。”报告一再强调，“再没有比美日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了。美日关系对于我们在太平洋的安全政策和全球的战略目标都是一个基础。我们与日本的安全同盟是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政策的关键”。针对当时美国社会中一些人以经贸问题“敲打日本”的倾向，报告警告说，“美日整体关系有三个支柱：安全同盟、政治合作，以及经济贸易。我们不能允许贸易摩擦破坏我们的安全同盟，但是为了维护公众对两国关系的长期支持，也必须在解决基本的经济问题方面取得进展。”三个支柱面面俱到，但重点是强调安全关系的重要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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