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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ISIS,不能不知道瓦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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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译者注: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缩写为ISIS,亦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即ISIL,部分媒体取该组织阿拉伯语首字母缩写,蔑称其为Da’ish)在伊拉克粉墨登 场,使西方为之震惊。让西方感到困惑而恐惧的,是该组织的暴力手段,及其对逊尼派青年磁石般的吸引力。更令他们不安又费解的,是沙特阿拉伯对此事模棱两可 的态度——许多西方人都揣着这样的问题:“难道沙特人不明白,ISIS对他们也是个威胁吗?”

直到现在,从表面上看,沙特的统治精英们存在分歧。一部分支持属于逊尼派的ISIS与什叶派伊朗对掐,他们乐于见到逊尼派在所谓“先祖故土”上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国家;他们也认同ISIS严格的萨拉菲主义(伊斯兰复古主义)意识形态。

另一部分沙特精英则对伊赫万(即“认主独一兄弟会”)心存疑惧,这个瓦哈比派宗教武装组织(作者注:伊赫万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兄弟会,此兄弟会与埃及穆兄会无关,下文均用伊赫万指代瓦哈比派认主独一兄弟会)曾在1920年代末叛变沙特开国国王阿卜杜勒·阿齐玆,当时几乎从内部瓦解了瓦哈比派和沙特家族。

ISIS的激进教义已使众多沙特人感到不安,甚至令他们对国家的总体方向和官方话语产生了质疑。

双面的沙特

要理解沙特阿拉伯内部关于ISIS的争议,就必须抓住问题的核心,即沙特王国宗教与历史根源所固有(且持续)的双面性。

沙特民族身份认同的主线之一,可直接追溯到瓦哈比派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伊本·沙特酋长(在灼热贫瘠的内志沙漠中,当时的沙特仅是彼此劫掠的贝都因众部落之一)接受并支持瓦哈卜激进的排他性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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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走民族建国道路时,埋下了沙特民族双面性的另一条脉络:他为了争取英美两国对沙特外交地位的支持,打压了伊赫万的武装暴力;他将原本未固化的瓦哈比派教义通过制度确立起来,以非暴力的文化革命形式向穆斯林世界渗透。后来在70年代,沙特又利用激增的石油出口收入,把伊赫万这股不稳定因素输往别国。

但这场以瓦哈卜的教义为基础的“文化革命”却不是什么温和的改革——正因为瓦哈卜对一切他所认知腐朽和邪说怀有雅各宾式的仇恨,他才会呼吁将异端和偶像崇拜从伊斯兰教中清洗出去。

穆斯林中的欺世盗名者

根据美国作家记者斯蒂文·柯尔的描写,瓦哈卜生性简朴苛刻,其师承渊源来自14世纪宗教学者伊本·泰米叶,对“那些附庸风雅、沉迷于烟草和印度大麻,在朝圣路上前呼后拥的埃及与奥斯曼贵族”充满鄙夷。

在瓦哈卜的观念中,这些王孙贵胄根本算不上穆斯林,他们只是群欺世盗名的骗子;而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供奉圣徒、树立墓碑、崇尚“迷信”(例如对坟墓等“神力灌注”的场所充满敬畏),让瓦哈卜恼怒不已。

瓦哈卜谴责这些行为是真主禁止的“异端”(Bid’ah)。与泰米叶一样,瓦哈卜相信先知穆罕默德时期的麦地那代表着穆斯林的理想社会(“最好的时代”),也是所有穆斯林都应致力效仿的社会(这在本质上,便是萨拉菲主义)。

泰米叶曾向什叶派、苏非派和希腊哲学宣战。他也反对祭拜先知坟墓和庆祝其生日,宣称这些行为无异于基督教徒们把耶稣当作神来膜拜(即偶像崇拜)。瓦哈卜吸收了先人的教诲,宣布信徒如对他解读的伊斯兰教义有“任何怀疑或犹豫”,其“财产和生命的豁免权”便应被剥夺。

瓦哈卜的主要信条之一构成了“塔克费尔”(takfir,即叛教)的核心思想。在“塔克费尔”教义下,任何穆斯林只要做出了侵害绝对王权的行 为,瓦哈卜和他的信徒们便有权宣告其为叛教者。所有敬奉死者、圣徒、天使的穆斯林统统被瓦哈卜革除了教籍。他坚信穆斯林应全心全意侍奉真主,其他神祗势必会减损这种信仰。所以,根据瓦哈比派教义,信众不得向圣徒祈祷或为逝去的亲人祷告;不得祭扫坟墓;不得前往装饰奢华的清真寺;不得纪念圣徒的宗教节日;不得庆祝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甚至不得为死者立墓碑。

瓦哈卜要求教徒身体力行,严格遵守教义。他宣称每一个穆斯林都必须单独向唯一的穆斯林领袖(如哈里发在世,则为哈里发)宣誓效忠。他写道:“那些异见者应被处决,他们的妻女应被强奸,他们的财产应被充公。”在瓦哈比派眼中,什叶派、苏非派和一些其他教派的信徒都是应处以极刑的叛教者,根本算不上穆斯林。

目前,瓦哈比派和ISIS之间没有分歧,而未来两者可能产生裂痕:沙特王国将瓦哈卜关于“唯一的统治者、唯一的权威、唯一的清真寺”的主张,已在沙特阿拉伯固化下来,形成三大制度支柱,分别对应着沙特国王的统治、国教瓦哈比派的绝对权威、以及教派对真言的解读(清真寺)。

ISIS虽严格遵循瓦哈比派教义,但否认这支撑整个逊尼派权威的三大支柱,这就使前者对沙特阿拉伯构成了深远的威胁。

沙特第一王国简史(1744-1818)

瓦哈卜鼓吹极端激进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被逐出故乡——在短暂的漂泊后,他于1744年得到了伊本·沙特的庇护。在瓦哈卜新奇的教义中,伊本·沙特看到了一条颠覆阿拉伯传统、夺取权力的道路。

伊本·沙特的部族紧握瓦哈卜这张宗教牌,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干他们一贯的勾当——去邻近村落打家劫舍。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可以高举圣战的旗帜,不再受到阿拉伯传统的约束。伊本·沙特和瓦哈卜以圣战为名,重新提出殉道这个概念,宣扬在圣战中殉道的烈士可以立即上天堂。

最初,他们征服并统治了一些邻近的部落。被征服的部众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改宗瓦哈比派,要么被处死。到1790年,政教合一的沙特部族控制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并反复入侵麦地那、叙利亚和伊拉克。

他们的战略——与今天的ISIS一样——都是让被征服民族产生恐惧,进而臣服于自己。1801年,沙特攻打今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圣城卡巴拉,屠杀了包括妇孺在内的数千名什叶派穆斯林。许多什叶派圣祠毁于一旦,包括穆罕默德之孙伊玛目侯赛因的陵墓。

当年的见证者英军中尉弗朗西斯·沃登记述道:“他们把它(卡巴拉)抢掠一光,捣毁了侯赛因的陵墓……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古怪而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五千多名当地居民……”

第一沙特王国的历史学家奥斯曼·伊本·白舍尔·纳吉迪记录了伊本·沙特1801年在卡巴拉的大屠杀。他骄傲地宣称:“我们占领了卡巴拉城,屠宰并奴役了那里的人,然后向万世的真主安拉祷告,我们没有歉意,只有一句话:‘这就是异教徒的下场。’”

1803年,圣城麦加在阿卜杜勒·阿齐玆的恐吓下投降(麦地那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瓦哈比派教徒们拆毁了众多历史遗迹和所有的陵墓与圣祠。最后,大清真寺周围历经数百年的伊斯兰教古建筑悉数被毁。

但1803年11月,一名什叶派刺客为卡巴拉大屠杀复仇,杀死了阿卜杜勒·阿齐玆国王。王子沙特·本·阿卜杜拉·阿齐兹继位,继续展开对阿拉伯半岛的征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再无法容忍沙特对帝国的蚕食。1812年,由埃及人组成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将沙特人赶出了麦地那、吉达和麦加。1814年,沙特·本·阿卜杜拉·阿齐兹死于热病,其子阿卜杜拉·本·沙特被押往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并遭处以极刑(据当地一名旅客称,他先被游街示众,在三天中受尽凌辱,然后被处以绞刑、斩首,首级被填入炮膛再轰出,心脏被挖出来钉在身体上)。

1815年,代表奥斯曼苏丹出征的埃及人在关键一役中击垮了瓦哈比派武装力量。1818年,帝国军队攻陷并将瓦哈比派首都达尔伊耶夷为平地。沙特第一王国至此灭亡。瓦哈比派势力纠集残部撤入沙漠,并在19世纪后几十年里几乎销声匿迹。

历史的重演

如今,ISIS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撩拨起不少人心头这根历史之弦。实际上,贫瘠的内志沙漠并未湮没18世纪的瓦哈比精神;当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中崩塌时,瓦哈比派呼啸着复苏了。

沙特家族在精明干练的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领导下,在20世纪走向了复兴。阿卜杜勒·阿齐兹统一了四分五裂的贝都因部落,继承了瓦哈卜与伊本·沙特的衣钵,组织沙特“伊赫万”征讨变节者。

这个伊赫万实际就是现代版的瓦哈比派半独立武装卫道先锋队。19世纪初年瓦哈比派势力几乎一统阿拉伯半岛;一个世纪后,从1914年至1926 年,伊赫万以同样的方式相继攻占了麦加、麦地那和吉达。然而此时,阿卜杜勒·阿齐兹开始意识到,伊赫万展现出的“雅各宾式”革命性质,损害了他更大的利益。后来,沙特爆发了一场持续至30年代的内战,最终沙特国王用机枪镇压了伊赫万叛乱。

关于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早年的事迹,真相已经模糊。在阿拉伯半岛发现了石油后,英美两国一方面讨好阿卜杜勒·阿齐兹,另一方面又倾向于支持沙里夫·胡赛因作为阿拉伯半岛的合法统治者。沙特人需要运用更微妙的外交手段。

作为交换,瓦哈比派被迫从一场圣战革命和宗教清洗,退为一场社会、政治、神学、宗教层面的保守主义宣教运动;成为维护沙特王室和国王绝对权力正当性的工具。

浮在石油上瓦哈比派

法国学者吉勒·凯贝尔写道,当石油成了沙特的摇钱树,该国的目标是“向穆斯林世界传播瓦哈比派学说……将伊斯兰教瓦哈比化,让伊斯兰教内部的多种声音归于同一信仰”——这是一场超越国界的运动。沙特阿拉伯为了打造宗教软实力,已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未来还将在这方面投入更多财力。

1945年,刚参加完雅尔塔会议的罗斯福在美国战舰上接见了阿卜杜勒·阿齐兹,从那一场会面开始,沙特阿拉伯就长期依赖于西方的政策,至今仍未改变。一方面,是沙特为建设软实力,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大手笔;另一方面,沙特在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向其他伊斯兰国家输出瓦哈比派学说,控制逊尼派伊斯兰教,也是在帮助美国实现其利益。

沙特阿拉伯王国惊人的财富、现代化的外表、以及在伊斯兰世界中展现出的领导姿态,吸引了大部分西方人的注意力。他们以为控制好逊尼派就能让沙特服从于现代生活的驱使。

但伊赫万运动并没有在上世纪30年代被赶尽杀绝。它虽然从主流隐退,却仍保持着对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沙特人对ISIS的态度甚是微妙。

ISIS虽深受瓦哈比派影响;然而在某些方面它走向另一个激进的极端。我们可以把ISIS看做一场针对当代瓦哈比派教义的修正运动。

ISIS代表着一场“后麦地那”运动:它将前两任哈里发——而非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视为典范,并且极力否认沙特的统治权威。

沙特王国在石油时代暴富,导致制度臃肿,虽然费萨尔国王致力于现代化,但伊赫万运动仍然扩大了其影响力,获得了(并仍得到)许多社会名流和酋长们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奥萨马·本·拉登正是伊赫万运动得势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今天,我们不难理解ISIS对沙特国王合法性的削弱,因为这才是重归沙特-瓦哈卜联盟的本源。

在许多西方战略项目上(反社会主义、反阿拉伯复兴主义、反纳赛尔主义、对抗苏联和伊朗),沙特与西方联手对阿拉伯地区实行联合管理,西方政治家对沙特阿拉伯做具有选择性的正面解读,突出其富裕、现代化、有影响力,忽略了瓦哈比派思潮的影响。

毕竟,西方情报机构认为更加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既能有效地推翻苏联在阿富汗的存在;又能颠覆那些不再受西方青睐的中东国家和领导人。

沙特和西方授意班达尔亲王处理叙利亚反政府叛乱,最终引发了一场“新伊赫万式”暴力恐怖先锋运动——ISIS。其实,西方何必感到惊诧呢?稍微了解一点瓦哈比派的历史,你就应该知道,叙利亚叛军里的“温和派”比麒麟还罕见。西方为什么会幻想激进的瓦哈比派能濡染出温和派?为什么会幻想提出“唯一的统治者、唯一的权威、唯一的清真寺”的教派,能从“逆我者亡”走向温和与忍让?

或者,西方连幻想都不曾有过。

(原载于8月27日《赫芬顿邮报》,原标题“You Can’t Understand ISIS If You Don’t Know the History of Wahhabism in Saudi Arabia”,作者:[英]阿拉斯塔尔·克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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