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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的党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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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教育体制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除了在纳粹时期的急剧恶化之外,一直是欧洲最好的教育制度之一。德国在一次大战(1914-18)中战败后,帝国改制为魏玛共和国,战后政治混乱,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失业严重,尽管如此,德国的教育仍然可以说是欧洲最好的之一。德国教育一直贯穿着国家意志,国家主义成为德国文化的主导因素,从中世纪的日耳曼帝国到1806年以后有名无实的“德意志帝国”,再到希特勒雄心勃勃的“第三帝国”,“帝国”代表的是一种具有强烈国家主义诱惑的文化理想。理查德 ·塞缪尔概括了这个概念可能具有的所有含义:“帝国构成了一种超级国家的观念。在理论上它可以包容所有德国人,同时还可以为包容非日耳曼族的少数民族提供历史依据。那种语言学的念头从来没有正视过这样一个事实:在德国的许多边境地区,德语与其他语言已交揉在一起,要想分辨清楚只是枉费心机。”帝国的观念与日耳曼民族的神圣使命感联系在一起,希特勒用极权统治、战争和种族灭绝的方式来建立伟大的第三帝国,“按照古代的传说,第三帝国应该是一个永远安宁、和谐的时代,却被扭曲成一个死亡和毁灭的时代”。[i]

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纳粹政治意识形态控制,这种全方位(total)的统治也就是极权(totalitarianism),德国成为一个纳粹的党国。党国政治要求党化教育,党化教育是极权政治的支柱。希特勒的教育部长鲁斯特(Bernhard Rust)宣称,取得政权绝不是纳粹的唯一任务,取得政权只不过是一个更重要的事业的开始,那就是从此启动一个用教育改变人民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使得人民的全部生活(total life)都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哲学得以重新塑造”。[ii] 为了强有力地统治德国和争霸世界,为了牢牢地控制教育和利用教育,希特勒及其纳粹政府极力将德国的青少年培养成坚定而极端的德意志国家主义者。这种极权的国家主义并不单纯是德国传统国家主义的传承,而是国家主义的变异。它把极权政党的利益放置于国家利益至上,并将这两种利益混为一谈,成为一种实质上的党国主义。在魏玛政府之后到二战结束的十几年时间里,纳粹德国建立起了一整套适合专制统治的法西斯党国主义教育体制。这种教育体制为纳粹德国的极权统治和侵略战争提供了党国所需要的那种特殊的“德国人”。

一 从国家主义到党国主义

一开始,纳粹德国实质性的变化是在普鲁士帝国到魏玛时期的传统学制似乎没有变化的表象后面发生的。十九世纪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对外战胜了丹麦人、奥地利人和法国人,对内战胜了主张议会政治的政敌,他在战场上的胜利“是在学校课堂里奠定的”。俾斯麦的成功离不开德意志国家主义的教育,“而劳苦功高的则是那些终年在课堂里任劳任怨的教师们,他们领取的是微薄的薪酬,却培育了普鲁士-日耳曼特有的‘爱国主义’”。[iii]

在普鲁士帝国崩溃之后,教师们仍然是帝国之梦的传承者。1918年,新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号仍然是“德意志帝国”,当时,许多教师虽然在政治上支持社会民主党或其他中间派的政党,但在思想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国家主义者,学校也仍然是培育国家主义的温床。德语语言文学教师们共同为学生选用的教材是汉斯·格林(Hans Grimm)的《没有生存空间的人民》(Volk ohne Raum)。这是格林于1926年出版的一部小说,轰动一时,销售超过70万册。[iv]“没有生存空间的人民”成为魏玛时期和纳粹时期的政治口号,表达了德国人因凡尔赛条约失去海外殖民地的绝望心情:德国已经成为一个贫穷、悲惨、人口过剩、无以生存的国家。纳粹用这个口号来作为侵略波兰和苏联的借口,“我们需要土地和疆域来维持我们的人民,需要为过剩的人口进行殖民”。[v] 德国人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是被犹太人夺走的,德国学童玩耍的“牛仔和印第安人”游戏被叫做“雅利安人和犹太人”。1931年,纳粹还没有上台,反犹太情绪就已经在社会中涌动,德国犹太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普遍弥漫的敌意,他们的社区报纸上刊登一些不太反犹的学校名单,让犹太家长把子女送到那里去上学。[vi]

纳粹德国的国家主义,它的“国家”是以“民族”来表述的,这与用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一类的政治意识形态来确定国家性质是不同的。“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之间有一种看起来“自然重叠”的关系,是现代“民族国家”神话得以建立的根本条件。[vii] 在纳粹那里,这两个概念极其暧昧地混合在一起。希特勒所许诺的“社会主义”既是国家主义(statist)的,也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t)的。希特勒的纳粹党,全名叫“国家社会主义党”,也有翻译成“民族社会主义党”的,为了方便起见,这里简称为“国社党”或“纳粹”。纳粹统治德国,依靠的不仅是完全由纳粹控制和操纵的国家机器,政府、各级纳粹党组织、党卫军、冲锋队、警察等等,而且更是无处不在的纳粹意识形态,它渗透到德国社会、文化、教育和家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确保纳粹政党成为德国主权的内核。正是由于纳粹政党实际上已经成为德国主权的内核,德国的国家主义才会按照纳粹的意志转变为符合纳粹党利益,并为它的利益服务的党国主义。

纳粹党人喜欢将诗人恩斯特·莫里兹·阿恩德特(Ernst Moritz Arndt)视为他们自己的国家主义精神先知,因为阿恩德特为纳粹的国家(第三帝国)范围是什么提供了一个语言学的答案。对于“德国人的祖国(国家)在哪里”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有人说德语的地方,就属于德国”。[viii] 显然,这是一个刻意保持国家与民族暧昧关系的回答。国家主义使得纳粹能够和平、顺利地从魏玛共和过渡到法西斯专制。纳粹是利用魏玛共和的民主选举制度获得权力的,这和革命政党领导“革命”,通过殊死的流血内战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新朝代是不同的。建立革命新朝代的首要任务便是斩断与前朝的文化联系,但是,替代魏玛共和的纳粹却不必如此。在德国平缓过渡到纳粹统治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正是德国的国家主义及其国家主义教育传统。

这种国家主义在德国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中表述为崇尚原始朴实的美德、粗旷无序、原始的生存竞争。赫尔德(Johann Herder, 1744-1803)把人类和自然的成长与衰颓看成是依循相同的法则,因此,历史是一种有机演变,显示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发展中。他主张各民族(国家)本土文化的发展,产生一种表现于艺术与文学的“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费希特(Johann Fichte, 1762-1814)宣扬早期德国人(他所谓的“土著人民”Urvolk)的生命力与奋斗精神。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立志复兴德国民族的道德,他组织青年,以训练体操、野外远足为名进行爱国主义活动,成为德国的政治体育之父。纳粹赞扬雅恩是“第一流的政治教育思想家”。纳粹教育理论家包姆勒(Alfred Baeumler)说,“雅恩是第一个在我们今天的意义上使用‘帝国’这个字的。……在希特勒和雅恩之间,还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提出过对保存帝国有价值的哲学。”[ix] 国家主义成为纳粹教育可以从德国历史中几乎不用太多改动,就可以直接运用的思想和文化资源,这使得纳粹能够顺利地在国家主义中添加党国主义的成分,并最终以纳粹党国主义从根本改变传统德国国家主义的性质。

纳粹取得政权后,最剧烈的措施是接管或关闭所有的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从来便是自由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种保护教育不受国家直接管制的传统体制。对于纳粹教育来说,首要任务是把所有的学校都置于纳粹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与此同时,纳粹还大幅度减少了学校招收学生的人数,1934年1月,大学女生已经减少到只有全部学生的10%,到1939年,德国大学生已经比1933年减少了57%。[x] 而中学生(grammar school)也减少将近五分之一。升学机会减少,使得那些想升学的学生之间竞争加剧,许多学生争相表现对纳粹的忠诚,甚至向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出卖自己的同学或揭发老师的不忠行为。政治正确代替知识学业成为“好学生”和“择优录取”的主要标准。学生作文时照搬照抄纳粹报纸,如果老师对作文打低分或者有负面的评语,学生就会汇报上去,揭发老师的行为。[xi]

然而,作为整体的教师,他们是最配合纳粹的职业人群,至少公开的表现是如此,97%的教师是纳粹教师联合会(NSLB)的会员。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后,大批乘顺风船的人入了党,1936年纳粹停止大规模吸收党员。就在这之前,已经有32%的教师联合会员是纳粹党员。教师联合会中的党员人数是纳粹公务员联合会的将近2倍。担任纳粹党政领导干部的比例更高,教师是14%,而公务员则是6%。在纳粹党高级干部中,有76名区领导和7名大区领导是教师出身。教师们所惯常使用的政治、道德说教和腔调对纳粹话语有很大影响。许多忠于党的教师在学校和基层组织中积极发挥作用,成为影响和教育学生的表率。许多教师以前是社会民主党人,摇身一变就成了纳粹党人,当时流行这样一个挖苦教师的段子:“什么是最短的时间单位?答案是,‘小学教师改变政治忠诚所需要的时间。”[xii]使教师变成纳粹党的人,变成听从纳粹党使唤并致力于在学校里从事党国教育事业的党民,这是纳粹实现党国主义教育一个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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