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党国教育的课程和教材
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基本上延续了传统的三级教育结构，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初等教育方面，儿童6-7岁进小学，称“人民学校”（Volksschule）,所有的儿童都在“人民学校”学习四年，男女生分班，只有在规模很小的乡村小学里才有混合班。贫苦的以及对教育不感兴趣的家庭的孩子在小学学习8年后，便可以学徒或学手艺，从事体力劳动。其他想在学业上有所发展的学生，4年人民学校毕业后，可以参加考试争取升学。通过考试的女生进入中学（6年学制），男生进入称作为Gymnasium的中学（相当于英国的grammar school），学制是8年。1939年后的战时，学生可提前一年毕业参军，并获得Notabitur的学位（不如Abitur那么正规）。战后的德国大学不再承认这种学位。
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后，开始大规模回收魏玛时代的教材，化作纸浆，代之以小册子。学校教材朝令夕改，当时有人说，如果把教育部长鲁斯特（Bernhard Rust）的姓氏确定为一个时间单位，那么，“一个鲁斯特，指的是一项政策从发布到取消的最短时间”。[xx] 纳粹不遗余力地在教材中贯彻和宣传它的党国意识形态。书报审查负责人鲍赫勒（PhilippBouhler，任纳粹文学保护审查委员会主席）与教育部长鲁斯特密切合作审查教材的事项。当局大批销毁魏玛时期的教科书，造成教材短缺，开始只是对原有教材作一些修改，再印上纳粹的万字符和口号，随后便改行使用由鲁斯特亲自督导完全重新编写的教材，挑选教材编写人员必须经由教育部和教师国社党联合会批准，以确保完全符合党化教育的思想可靠要求。
在整顿教科书的同时，纳粹立还着手控制出版和出版物，书籍首当其冲成为清查对象，清查采取的是公开演示的手段，以取得最大的宣传和震慑效果。纳粹组织群众性的“烧书”活动，焚烧犹太作家和其他有碍“政治正确”的书籍，主要由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发动和组织，由教授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参加并协助，拟出要清除和销毁的书单。1933年5月10日，冲锋队（SA）和学生团体，手执书单在全德国范围内冲进图书馆和书店，手执火炬，排列成长队，唱着党歌，高呼口号,把清除出来的书籍掷入火堆之中。仅在柏林一处广场焚烧的就有2万多册，包括犹太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 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也包括非犹太作家的著作，其中有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海明威、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英国作家威尔斯（H. G. Wells），他们被称为“堕落作家”；盲人女作家凯勒（Helen Keller 1880-1968）的作品也在被禁之列。
纳粹不仅加紧控制书籍和教科书，还直接控制学校里的课程和教学内容。体育被提升为学校里的一门主课，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体育”。体育在党化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能帮助学生强身健体，也能使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集体的体育训练强调的是一致性、整体性、严格的纪律、程序化动作和无条件服从。1936年到1938年德国学校每周的体育课时从2到3节增加到5节。体育作为一门课程，它的范围扩大了，学业重要性也提高了，体育课内容包括越野赛跑、足球和拳击（拳击是中学高年级的必修课）。体育成为中学入学和毕业时都必须通过的考试科目。体育成绩屡次不及格的学生会被开除或失去升学的机会。体育教员的地位也发生了转变，从以前的副课教员变成主课教员，学生的成绩报告单上由他们写上品格发展的鉴定。而且，上面有精神，要求各学校由体育教师担任副校长之职。[xxi]
在纳粹党化教育中地位很重要的科目还有德语、历史和生物。语文教育是所有党化教育中最能起到前宣传作用的，它通过语言对思维方式、说理逻辑和方式、说话和表达习惯的影响，对儿童进行深层意识的潜移默化。[xxii] 纳粹从它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出发，一方面把日耳曼语文（神话、传说叙事、日耳曼化的词汇）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则直接用官方语言来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学生用党报的语言来写作文或公开发言，背诵元首语录和教导，以此作为思想和语言的经典。学生的作文要求体现党的路线与精神，拔高思想认识，作文题也往往配合纳粹的政治宣传，例如，毕业考的作文题为“论帝国劳动服务的教育价值”。[xxiii] 学生回答问题时也必须突出“思想认识”，突出时时刻刻对元首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对第三帝国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在此，沃尔夫冈·诺伊贝尔回忆起自己在柏林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九年级时上过的一堂政治课：“老师想听的答案我已经烂熟于胸，这不得不归功于我的舅舅。他有过类似的亲身经历。有人问他：‘元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第三帝国之后的国家会叫什么名字？’他信以为真地答道：‘叫第四帝国。’考官不客气地回应他：‘您听好了，第三帝国是永存不灭的！！那么你说说看，元首住在哪里呢？’—‘住在总理府。’—‘不对。’—‘那就是住在贝希特斯加登。’—‘不，也不对。元首住在每一个德国人的心里。’你看，正因为我知道这些答案，所以政治课从来没有难倒过我。”由此可见，即使是中小学的孩子们也被灌输了共同体的意识，而他们的共同体意识仅仅包含惟一一项内容：即对一个无所不能的圣人的期待：“闭上眼，低下头，想着他——阿道夫·希特勒。”[xxiv]
纳粹时期的德语课文中有许多以不同年级学生为对象的阅读材料，都是富有“思想性”的新读物。最低年级的学生不只是读童话、动物故事这一类幼儿读物，还读那些具有明显纳粹宣传内容的读物。纳粹党化教育是从儿童识字教育就开始了的。乌腾堡（Württemberg）公立学校的插图开蒙课本就是一个例子，课文总是先是配上一种图画，然后有相应的文字。例如，这样一种图画：一辆敞篷汽车里，站着一位男孩，正在向站在家门口的一位中年妇女行礼，课文是：“这是我们邻居和他的汽车。艾伯特站在车上，他姑姑手里拿着他的外套。姑姑，我不需要外套，天气很暖和。发动机响了。希特勒万岁！汽车开远了。再见！”这篇简单的记叙文，它要突出的便是临别时的那句“德意志问候”：希特勒万岁。乌腾堡课本里有这样一首题为《少年》的诗歌：“我们在大街上游行/迈开坚强、稳定的步伐/我们头上飘扬着旗帜/在空中哗哗作响。”配图是一队少年在游行，领头的扛着纳粹的万字旗。还有一篇题为《阿道夫·希特勒过生日》的短文，配图是希特勒在会见三个儿童，课文是：“他出生在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过生日，但他不在柏林。他坐飞机到远方去。你看到他身后的森林和高山吗？那里有一个房子，他在那里庆祝生日，艾尔芙、希尔德和西格弗里德知道那个地方。他们和希特勒一起去那里，为他献上一束鲜花。他很高兴。”[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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