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党国教师首先必须先成为党民

在纳粹的极权统治制度中，学校进行的是一种由统治政党意识形态指挥的党化教育。这种党化教育渗透到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之中，而在每一个环节中使这种党化意识形态顺利发生作用的正是无数直接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在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监视、相互表白政治正确的环境中，学生揭发教师或者教师揭发教师，有出于真信仰的，也有出于自保或求荣动机的，难以清晰辨认。就连当事人自己也往往不清楚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他们羞于在内心承认自己功利动机，因此会下意识地压抑真实动机，竭力让自己相信自己的所言所行都是出于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对元首的忠诚。极权统治从内心扭曲人们的心灵，营造了一个由恐惧和不信任来维持的假面社会。作为这样一个社会的成员，无论是积极争取进步，要求入党，还是紧跟主旋律，用纳粹思想教育学生，很难从教师们的行为推导出他们的真实动机或心理活动。

尽管如此，教师还是可能在教学中有意外发生，如不小心在批改作文或其他教学活动中留下了什么把柄。当这种意外发生时，一个教师被学生告发反党，并不就等于他真的反党，他当然也不可能就因此承认自己反党。相反，他一定会努力为自己辩解，并可能从此以后加倍努力表现自己的忠诚，比其他教师更积极地配合党的要求，更精诚地与纳粹合作。随时可能发生的密告或揭发加强了每一个教师在自己思想意识上的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的结果往往并不是把真实的“不良”思想隐藏起来，而是干脆在出现之前就自行消除，让自己变得思想纯洁。党化教育迫使人们不断进行思想的相互纯洁和自我纯洁，它在课堂里发生之前，早就先已经在许多教师的头脑中发生了，并成为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没有这样的教师，党化教育是不可能有效在学校里贯彻的。

纳粹极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警察国家，为了实现有效的党化教育，纳粹并不需要在每一个教室，每一堂课上派一个专门的监督人员。监督是由教师周围的学生们和其他教师们随时随地在进行的。而且，这样的党化教育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教师这个职业本身就已经被指定了为党宣传的任务。渗透着党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教材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强制或诱使学生和老师不断操练假话和套话。就算一个教师在内心深处或私底下对党有看法，他所使用的教材，被安置的课程，甚至他“为人师表”的内容，也都使得他不能不为党化教育服务。例如，慕尼黑中学有一位历史教员，他在历史课上不愿意多讲纳粹最为骄傲的“慕尼黑起义”（Munich Putsch）和纳粹英雄霍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但是，他对学生讲述德国在一战后受到不公待遇和魏玛共和的软弱，他所表达的那种“强国兴邦”的愿望正是纳粹宣传的基调，因此，这位教师仍然是一位对纳粹有用的教师。[xiii]

为了确保教师在思想认识上与党国教义保持高度一致，纳粹非常重视对教师的思想教育。到1938年，全德国的教师已经有三分之二都在学习营地接受过为期一个月的学习。这种学习班式的集训，它的环境本身就具有极权党化教育的特点和功效。它把许许多多互不认识的人集中起来，组织成一个个的小组，接受组织纪律的严格管束。教师们被安置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每天有严格的作息时间，接受密集的思想灌输。这种环境使他们迅速地丧失个人意识，变得非常驯服，非常合群，时刻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言行准绳。这种营地训练还有一种强迫教师“年青化”的效果，使他们精神焕发，处于亢奋状态，回到学校后，变得更容易与青年学生融合并用正确思想影响他们。教师们不只接受思想教育，而且还要接受体能训练，所有50岁以下的教师都必须进修“体育课”，以确保精力充沛、斗志昂扬。[xiv]

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在纳粹德国，教师首先是生活在一个特定政体下的国民，教书只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教师与其他国人一样，他们的行为有可以辨认的共同国民特征。民主国家的教师与极权国家的教师，他们的不同不只表现在他们在学校事务和课堂里的所作所为，更表现在他们是什么样的国民。在民主国家里，私立学校可以自行选择教材，教材的编写也无须经过权力集中的管理机构的审查。公立学校在决定使用何种教材时，也有民主的讨论程序。即使在教材决定后，家长们仍可以提出他们自己的异议或要求，因为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监护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在极权国家里，教材的编写和审定都是受党国权力控制的，即使教材允许“选择”，也是在寥寥数种政治同样正确的教材之间进行选择，绝对不可能发生“出格”的事情。教师对教材发表意见，也绝对不敢出格。例如，一旦选用了《没有生存空间的人民》这种政治高度正确的教材，就算有的老师不同意，也不敢站出来公开表示。不仅如此，为了掩饰自己和表现政治觉悟，这些教师甚至还会比别人更热烈地拥护和要求使用这样的教材。这就是极权意识形态的统治力的效能所在，它让每个国民都知道什么是政治正确，如何随时随地与它保持一致。

这种无处不在的政治正确，就是科拉考斯基（L. Kolakowski）所说的由“完全的权力”（total power）所维持的“完全的意识形态”（total ideology）：“完全的权力和完全的意识形态是相互紧绑住一起的。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最强程度的‘完全’，任何宗教信仰都达不到这个程度。……它的目标不只是要宰制和管制每个人的私人生活，而且根本就是替代私人生活，把人变成意识形态口号的复制品。换言之，它根本就消灭了生命的个体形式”。[xv]生活在这样一种彻底被控制状态中的个人，无论是作为国民，还是教师，他们的行为都不能看作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由个体意志和选择决定或影响的个人行为。就他们而言，普通意义上的“谎言”、“假装”、“假面”也不足以解释他们政治正确行为的性质，因为普通意义上的“谎言”、“假装”、“假面”也是需要由个体意志指导的，是一种知道自己在作假的作假。但是，在极权统治下，人连这种主体意志也不能充分形成。正如科拉考斯基所说，在完美的极权中，谎言不是谎言，“如此完全的意识形态使得完美极权社会中的‘谎言’有了一种特殊的功能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功能是如此特别，如此具有创造性，以至于连‘谎言’这个字也词不达意了”。[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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