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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初遇:汉唐时代中国人眼中的希腊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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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好”,很荣幸和大家有机会见面。我不称诸位为“同学”而称“同好”,寄托了我的一个想法:“同学”只是一个事实性的描述,说明大家在一块儿学习这个事实;“同好”则不同,有感情色彩在里面。既然诸位今天能来听这种有学究气的报告,我相信诸位是对学问有嗜好的。做学问有了爱好、嗜好,才能登堂入室,进入一种境界:一种执著、专注、心无旁骛、欲罢不能的状态。现在我们回到正题。

“整体历史”观念与古代中西交流史研究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叫做“整体历史视野中的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为了使意思更清楚,我加了一个副标题——“汉唐时期文化交流的几个典例”。为什么要加上一个累赘的修饰词“整体历史视野”呢?大家知道,很长时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教学是分两块儿进行的,一块儿是“中国史”,一块儿是“世界史”,这个“世界史”实际上相当于“外国史”。这种划分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治国学的人很少把他的视野往西学上扩展,治西学的人很少花精力去关心国学。由此造成的一个不好的结果,是这两个研究方向的学者之间似乎都有一点相互看不起。做国学的人说:“你们学世界史的只是泛泛地用一些二道贩子的材料,做一些不疼不痒的学问,还写什么论文?”相反,做世界史的人觉得:你们做国学的人一天到晚就懂得考证一些个鸡零狗碎的小东西,视野狭隘得很。大家都互相看不起,都不主动把自己的领域扩大一下,结果是研究路子越走越窄。古人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在20世纪下半叶数十年成长起来的学者中,即使在引领风骚的人物中,也很少有人做到“学贯中西,博通古今”。这固然与政治干预有关,但也与学科体系的划分不无关系。

实际上,学问之间并没有那么严密的分野,东学西学皆为人学。以“整体历史视野”研究历史,尤其是各国、各地区交流史,在东西方都有很悠久的传统。比如说,在西方,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希波战争史》,主要讲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可是它很详细地叙述了波斯的历史,此外还涉及到埃及、两河流域、黑海地区、地中海以及意大利半岛。希罗多德把他的视野扩展到了当时他所知道的所有区域,试图从一个整体来叙述他所了解这些地区的历史,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这就是一个整体。再看我们中国,司马迁的《史记》,时间跨度很大,地域范围上也很广,不但讲中原,而且还讲朝鲜、越南,特别是《大宛列传》,把视野扩展到中亚地区,甚至连波斯、印度也包括在他的视野中。司马迁的视野也是相当宽的。所以我们说,从古代以来,史家们就试图从一个广阔的范围,即我们讲的整体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当时所了解的世界。只不过,由于受到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世界各地交通不发达的影响,在今天看来,这种“整体历史视野”在范围上还是比较狭小的。

真正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整体历史观,是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才产生的。我们知道,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即欧洲人——严格地说是西欧人——的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是欧洲人开拓活动范围的一个重大活动,以三个事件为重要标志:一是哥伦布在1492年到达了美洲,“发现”了美洲,二是达·迦马在1498年绕过了非洲的好望角直接到达了印度,三是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麦哲伦的航行发生在 1519年到1522年,麦哲伦本人没有完成全部航行,他在菲律宾干预当地的冲突时被杀死了,他的伙伴完成了环球航行。

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的视野已经不再局限于欧洲,开始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世界其他部分,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欧洲人把大量的财富掠夺到了欧洲的同时,也把世界各地的消息带回了欧洲,这样就使得欧洲人的视野大大开阔了。明末清初的时候,由于耶稣会的东来、到达中国,把关于中国的报道寄到欧洲,欧洲人开始听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这些报道对欧洲人的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中世纪的时候,西方人是相信《圣经》的,可是到了中国以后,发现历史远远不像《圣经》说的那样从基督创世开始,要比它早得多,因此他们的世界观受到冲击,有所改变。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人们的历史视野已经是非常开阔了。有一个说法:当伏尔泰(1694-1778)坐在巴黎,用中国的瓷器喝着阿拉伯的咖啡的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已经不是仅仅局限于欧洲了。启蒙运动以后,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一个大的飞跃,欧洲人自信心大增。欧洲经济的迅速发展,造成欧洲人的文化优越感。这一时期欧洲人的整体世界观,实际上是以“欧洲中心论”为特点的,也就是说,在它的整体历史观中,欧洲是中心,欧洲以外的地区处于次要的附属地位。“欧洲中心论”虽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当中受到挑战,遭到一些史家批评,可是没有被动摇和放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20世纪初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的文化自信心受到挫折,大战的发生使他们开始想一个问题:欧洲既然有这么好的文化,这么优秀的文化,为什么发生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这是一个转折,欧洲人对欧洲文化的信心开始动摇,所以后来有一个 “西方的没落”观念的兴起。大家知道斯宾格勒(1880~1936)曾经有一本书就叫《西方的没落》。此后欧洲人开始重新考虑欧洲的文化,认为它并不是像欧洲人自己想像的那么完美。二战以后,这个观念就更强了,尤其是一些著名史家如汤因比(1889~1975)等,他们的视野对“欧洲中心论”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到了今天,“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显然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我讲这么多是想说明,真正意义上的整体历史、整体历史观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历史的事实,一个是历史的观念,都是近代的产物,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说,要把这个观念用来观察古代汉唐时期的中西交流呢?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待古代的中西交流。近代以后,西方人造成的冲击波是遍及世界的。可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近代以前东西方的交流是断绝的,或者说是没有的。不是这样。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在现代是洪水泛滥,在古代则像涓涓的溪流,规模虽小,但并没有断流。正是古代不间断的涓涓细流才汇成了近代汹涌的洪流。从这个意义上,古代交流在世界交往史上的地位是需要重新审视的。我们需要看到“流”,同时要看到“源”。如果我们看不到“源”,找不到源头的话,很多问题都解释不清楚。这是我们强调整体史观的一个原因。

从整体历史观念看,汉唐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的交流,主要是通过三条道路。我们不妨看一下地图。这是一幅二世纪欧亚大陆图。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草原之路。草原之路主要是从我国的河套地区通过戈壁沙漠到达阿尔泰山地区,然后往西通过巴尔喀什湖、咸海、里海,一直到达黑海。黑海沿岸在古代是希腊人的殖民地。这条路主要穿过欧亚草原,所以称为“草原之路”。第二条是从长安——汉代的政治中心——出发,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然后分南北两路通过塔里木盆地,到达疏勒,越过帕米尔高原,穿过伊朗高原,一直到达地中海东岸。狭义上的“丝绸之路”就是指这条从长安到地中海的交通线。第三条从中国南部,现在广东一带出发,沿印支半岛,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到达印度以后,一路进入波斯湾,通过波斯湾沿两河流域,往西扩展,另一路进入红海,从红海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从埃及通过地中海,将商品扩散到罗马帝国。这三条道路从开辟的时间上讲,北方草原之路为最早,其次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之前,也就是唐宋时代以前,发挥着联系中西的主导作用。海路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近代。不过,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南移比较晚,海路的开辟晚一些。西方向中国的入侵,主要是从海路而来。

在汉唐时代,这三条道路上的交流媒介,主要分三类,一是使节—,国与国之间的使节;二是商旅,做买卖的商人和旅行者;三是宗教人士。以这三种媒介进行的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未从根本上改变彼此的历史进程,但在当时的文化发展中是有影响的。由于时间洪流的冲刷,这种文化交流的痕迹,在后来的历史载籍中变得越来越幽晦不明,难以洞悉了。只有借助于“整体历史视野”所展现的光明,我们才可能发幽探微,窥见历史的本相。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今天讲的中国与跟希腊罗马世界的交流,主要是讲希腊罗马世界文化向东方的流传。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呢?主要是考虑到历史资料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史学是非常发达的,典籍记载繁多且详细,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很多过去忽视的历史事实来。以希腊罗马典籍资料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西被,可以留待日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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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例一:使节与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的传播

我们知道,汉唐时代是中国向西部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西汉时,张骞于公元前138年、 119年两次出使西域,目的是联合西域各国来夹击匈奴。他的出使被司马迁称为“凿空”,意思是开通了东西方的交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三十年,巩固了张骞开通西域的成果,维护了东西方的交流。从明帝永平十六年到和帝永元六年,即从公元73年到公元94年,班超利用西域各国的力量,把匈奴势力逐出了塔里木盆地,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全部控制在他的手下。在统治西域的这三十多年当中,他做了一件对东西交通影响很大的事,这就是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

甘英出使大秦这件事,《后汉书·西域传》这样记载其经过: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賫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这个记载看起来很简单,大意是说,公元97年(和帝永元九年),甘英受班超的派遣,到达了安息西界,就是现在的波斯西部边界,到了一个大海边上,就停下了。在这里,与安息西界的船人即船工,有一段对话,听了船工的话以后就回来了,没有再继续前行。这个材料很多研究中国古史的人都见过,可是都没有进行仔细研究,发掘出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

首先一个问题是“大秦”。“大秦”这个名称,是甘英以后才用来称呼罗马帝国的。它指的具体范围,在很多情况下,是地中海的东部地区,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大秦”名称的由来,有很多说法。中国史书上有的地方讲,是因为这个帝国的人身材高大,跟中国人差不多,才称为“大秦”。等等。不过,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个名称可能来自波斯语,因为甘英是从讲波斯语的船工那里听到它;波斯语中Dasina,意思是“左”,“左”也就是西,指位于波斯的西方的罗马帝国,波斯船员以Dasina称罗马帝国,相当于我们中国人以“泰西”称欧洲。

第二,我们要搞清楚的,是这个“临大海欲度”的“大海”。这里的“大海”指的是什么?过去有人考证它是咸海、里海,还有的人说是黑海,或者是地中海。我们看一下地图。里海和黑海的说法不合适,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坚持了;现在人们讨论的主要是地中海还是波斯湾这两种说法。我的看法,应是波斯湾而不是地中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甘英到达了波斯西界的“条支”后,就没有再往前走。如果是抵达了地中海的话,就已经是抵达罗马帝国的领土了。波斯西界只能是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只能是波斯湾地区。

第三是“条支”。“条支”有的时候也写作“条枝”。“条支”这个词来自于 Antiochia的后半部即tiochi(a),是由“Antiochia”脱落前面的“an”音形成的,tiochi(a)就是“条支”。“条支”到底是在哪里?“条支”有两个,一个是安条克,在现在的叙利亚境内,另一个是在波斯湾的湾头。波斯湾头的安条克是在塞琉古帝国时期建立的,它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交汇处,是交通便利的商品集散地,最初以Charax(Kerecène)见称,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东侵的时候占领此地,建立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后来被洪水冲毁。塞琉古帝国时期,安条克斯四世(Antiochus IV, 175-164)在这里重建此城,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叫Antiochia,这个城的建成大约是在公元前166年。公元前130年前后,一位叫 Spasinu的阿拉伯酋长占领次此地,又被称作Charax-Spasinu,不久被安息帝国征服,成为安息附属国。我前面讲过,甘英所到的这个地方,并不是罗马境内,而是“安息西界”即安息帝国的西部边境,所以说这个“条支”应是波斯湾湾头的这个“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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