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中亚伊斯兰教新思潮及其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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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中亚建立新的共和国,在宗教方面,各国摆脱了苏联时期的宗教政策和无神论教育,实施新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国内外伊斯兰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伊斯兰教在中亚再次复兴。宣教组织(塔布里厄者玛提,Tablighi Jamaat)就是其中的思潮之一。本文拟就该组织在中亚的传播与发展及中亚各国的态度作初步的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中亚是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文化重镇之一,自8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已经传入该地。14世界最大的苏非教团奈格什班迪教团就诞生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19世纪以来,中亚地区基本出现伊斯兰化。苏联成立后,中亚各国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于苏联实施了科学无神论的主导思想,除了政府支持的官方伊斯兰教外,非官方的民间伊斯兰教成为批判和打击的对象,致使处于地下发展。苏联解体后,官方伊斯兰教随着苏联的倒台失去存在的基础,最终被民间伊斯兰教所代替,成为中亚伊斯兰教复兴的主要力量。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复兴背景复杂、思想来源多样化,既有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思潮,比如瓦哈比派的改革思潮、伊斯兰解放党(即伊扎布特)的政治思潮,也有中亚本地的思潮,比如起源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派别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等。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复兴被学者称为“再伊斯兰化”。[2]然而,受前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中亚诸国新领导人对来自国外的伊斯兰新思潮持否定态度,并人为地夸大其对政局的潜在影响。有学者指出,中亚的伊斯兰复兴伴随着三种形式,即宗教性性质、宗教政治性性质、极端政治性性质。[3]从现有的情形来看,后两种形式一直是政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真正的宗教性性质的复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一定的层面来说,后两者的研究已经偏离或超越宗教学研究的范畴,属于国际政治学研究的范畴。有学者指出,中亚伊斯兰教复兴受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影响较大。[4]从中亚现有的伊斯兰思潮来看,除了这三个国家外,产生于印巴次大陆的宣教组织(塔布里厄者玛提,Tablighi Jamaat)在中亚得到快速的传播与发展。近年来,中亚各国就该组织的合法性存在争议,迄今为止,除吉尔吉斯斯坦外,中亚其他各国先后禁止该组织在各自国家的宗教活动,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国外学术界对该宣教组织的研究较多,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背景的学者对在该组织的研究并不一致,学者将该组织被描述成为“跨国的伊斯兰信仰复兴运动”、[5]“伊斯兰复兴运动”、[6]“信仰运动”、[7]“新苏非主义”、“社会运动”;[8]而反对者、政府官员和情报部门将其定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9]“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10]“伊斯兰主义网络”、[11]“神秘的圣战军团”,[12]等等。正是因为这种定位,该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也有不同的处境。本文就该组织在中亚的传播与发展及中亚各国的态度作初步的探讨。

二、宣教组织的起源及主要思想

宣教组织的名称有种形式,诸如“塔布里厄者玛提”(Tablighi Jamaat)、“塔布里厄”(Tablighi,宣传)、“者玛提”(Jamaat,组织,团体)、“坦合里克”(Tahrik,运动)、“尼扎目”(Nizam,制度)、“塔兹姆”(Tanzim,组织)、“坦合里克伊玛尼”(Tahrik movement,信仰运动)等。[13]塔布里厄本身就是宣传的意思,类似于阿拉伯语的“达瓦”(Dawah,宣传,宣教),者玛提是团体、组织的意思。国内有的学者将其翻译为“达瓦宣教团”,[14]有的翻译为“宣教组织”,[15]有的直接音译为“泰卜里厄哲玛提”、[16]“塔布赖哥·贾马特”[17],有的误译为劝教党。[18]

该组织最早于20世纪20年代起源于印度北部拉杰普特人居住的梅瓦特地区,创传人是穆罕默德·伊利亚斯(Muhammad Ilyas,1885-1944)。被认为是英国殖民统治后,穆斯林政治权利丧失、印度民族主义兴起,穆斯林为了回应印度教徒号召已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人重回印度教的冲击下,重新唤起南亚穆斯林回归信仰运动。

伊里亚斯及其发起塔布利厄组织提出六项重要的原则,至今仍然为塔布里厄成员所遵循。第一,强调坚定的伊斯兰信仰;第二,要求穆斯林坚守每日的礼拜及其它拜功;第三,学习伊斯兰教知识;第四,尊重和善待周围的穆斯林;第五,虔诚的动机和意念;第六,走出去向人们传达伊斯兰教。[19]

宣教组织规定,每个穆斯林可以利用闲暇的时间一个月外出宣教3天,一年40天,一生4个月。宣教组织强调,宣教的对象是穆斯林,不针对非穆斯林或其他信仰者宣教。对于外出宣教,宣教组织解释说,外出宣教首先是针对自己,通过外出宣教,感受不同地区穆斯林信仰的差别,通过学习和交流,强化自己的信仰,通过自我的信仰提升和改造,进而影响其它穆斯林。最终目的是让穆斯林成为真正的穆斯林,而不是名义上的穆斯林。

宣教组织产生于印度复杂的宗教、民族、政治背景下,注定其有自身的特点,该组织特别强调远离政治,不参与、不干涉任何政治事件;不谈论伊斯兰教法和教派问题,不谈论有分歧的事,不探讨或论及其他人或其他组织的是非等。[20]

宣教组织将主要目光集中在宗教内部,远离政治的主张不仅得到政府当局的容忍,而且有利于避免与其它宗教信仰者之间出现不可预知的矛盾与冲突,这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40年代后,宣教组织逐渐走出印度,向世界各地传播。其网络已经遍布全球,从北美到英国,从欧洲大陆到非洲,从中东到中亚,从东南亚到亚太。到2007年为止,该组织已经传播到了世界213个国家和地区。现在世界上大约有1亿至1.5亿穆斯林是该组织的成员[21],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2010年1月在孟加拉国举行的宣教集会中,有来自世界各地400多万穆斯林参加了此次大会。穆斯林集会人数之多,已经超过了每年赴麦加朝觐时的人数。宣教组织正式传入中亚的时间是苏联解体后的1991年。

三、宣教组织在中亚的传播与发展

宣教组织最早进入中亚可追溯至20世纪60、70年代的苏联时期。虽然当时苏联实施反宗教的策略,但扶持和利用官方承认的传统伊斯兰教,以抵御非官方的信仰体系和组织。为了培养既红又专的宗教管理人才,苏联当局允许官方伊斯兰教机构与中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交流计划。这样在印度、巴基斯坦留学的中亚穆斯林青年间接的接触到宣教组织的理念和思想,同样来自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少数学生利用他们在中亚学习的机会,将宣教组织的文献传播到中亚。[22]冷战时期,苏联与印度保持了良好的政治、宗教领域的外交关系,继续发挥宗教在外交中的作用。[23]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教育交流计划的规模较少,宣教组织首次移植中亚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同样由于苏联当局严格控制官方伊斯兰教机构及穆斯林的宗教活动,也不具备大规范宣传的机会和基础。直到苏联解体后,中亚的新国家建立后,当地穆斯林宗教处于真空的时刻,这为国外各种伊斯兰思潮进入中亚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其中包括宣教组织。

苏联解体后,印度次大陆与中亚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为该组织传入中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地理位置来看,宣教组织进入中亚的第一个国家应该是塔吉克斯坦,因为该国与巴基斯坦直接接壤,然而,这方面的资料和研究都很少,无法得知具体的情况。根据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宣教部的第一任主席艾布贾巴尔(Abjapar)的说法,比什凯克周围的穆斯林对来自巴基斯坦的宣教小组如此冷漠或惧怕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是国外穆斯林。从外形来看,这些宣教成员穿着巴基斯坦长袍,留着大胡子,与中亚的穆斯林的外形特征略显不同;从伊斯兰教的基本情况来看,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与当时中亚各国的伊斯兰教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从国内国际因素来说,当时时值苏联解体不久,中亚各国刚刚成立,在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上,人们还受苏联时期宗教模式的影响,对来自外国的宗教组织和团体持谨慎或怀疑态度,公然接待数名来自国外的穆斯林,而且允许其在本国从事宗教演讲存在很大的风险。

虽然来自巴基斯坦的宣教小组在比什凯克受到冷遇,但是巴雷克奇的几个年轻人被宣教小组的真诚和宗教知识水平所感动。同时,他们从宣教团体成员身上并未发现任何危险的因素,亦未听到他们的任何政治主张,只是看到他们专注于个人的精神体验。宣教实践模式被介绍到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后,被当地一些穆斯林接受后,作为巡回宣教,他们一般选择前往巴基斯坦。由于两国之间的距离较短,宣教人员一般是乘车前往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宣教团体早期的历史被骨干成员描述成为艰难期或者牺牲期。这个时候宣教成员不熟悉宣教的程序,人们时常对宣教人员充满敌意,包括清真寺的伊玛目。

几年过后,宣教在吉尔吉斯斯坦北部首都比什凯克以及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越来越盛行,在某些方面已经制度化。同时,他们又以此为中心,向北部的哈萨克斯坦、西南部的塔吉克斯坦辐射。费尔干纳盆地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的交界区,不仅穆斯林人口占据多数,而且由于位于边界地区,各国当局对此地的宗教控制不严格,客观上有利于宣教组织开展宣教活动。[24]在宣教人员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宣教组织,几乎没有清真寺拒绝接待宣教小组。至2000年前后,吉尔吉斯斯坦的宣教组织无论从参与的人数还是社会的认可度方面都达到了高潮。宣教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引起世俗力量的反对,同时也引起政府安全部门的高度关注。“9.11”事件后,受美国反恐政策的影响,巴基斯坦停止向中亚国家发放签证,中亚的宣教人员将目光转向印度。

印度是宣教组织的发源地和总中心,最大的宣教团体之一是来自前苏联国家,这个类型的宣教群体被称为俄国宣教团体,因为他们大部分来自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以及前苏联时期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基本能够说俄语。通常来自前苏联国家的宣教团体被分为两组,一组是说俄语的群体,一组是说吉尔吉斯语和哈萨克语。来自俄国宣教团体中,吉尔吉斯斯坦的宣教者人数最多。然而,到了2005年以后,印度驻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大使调任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他之前严格限制给哈萨克斯坦宣教团体发放签证,而新任的驻阿拉木图大使不再限制,办理签证非常容易。随着新大使的到任,吉尔吉斯斯坦宣教者很难得到前往印度的签证,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周边的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是来自全球宣教者前往的另外一个宣教中心。该国不仅穆斯林人数占据多数,而且参与宣教的穆斯林也占多数,当地政府容忍当地和来自国外的宣教者。每年来该国达卡参加宣教集会的人数已经多达300万,是继朝觐之后,穆斯林的第二大聚会。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当地人口参与宣教实践,进而影响了该国宣教的方式。虽然吉尔吉斯斯坦没有达到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多地参与者,但是他们所取得的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动员期和参与期已经过去,吉尔吉斯斯坦的宣教者已经获得很多经验包括印度经验,他们现在强调宣教工作的规范、稳定和品质。[25]

中亚穆斯林宣教者前往印巴次大陆的三个国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各类不同的知识和宣教经验。当获得这些经验和知识后,他们在本国宣教的同时,将宣教的范围扩展至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蒙古、韩国和土耳其等。他们前往这些国家是经过印度尼扎木丁中心许可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宣教工作是非法的,人们对宣教工作非常敌视。这就要求只有经验丰富的宣教者才能前往这些国家和地区宣教,经验不足者不被许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复杂性,宣教工作具有不同的方式。在印度次大陆,宣教工作采取麦地那的方式,是公开的方式,就如同当年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公开宣扬伊斯兰教一样。在不受欢迎的国家从事宣教,一般采取麦加的方式,就如同穆罕默德当年在麦加宣教一样,当时很多人非常敌视穆斯林,甚至迫害,只能采取秘密的宣教方式。一般而言,采取秘密的宣教方式,不要求宣教者居住在清真寺,不公开演讲活动。相反,他们一般住在当地宣教成员的家里,进行宣教交流,动员当地穆斯林参与其中。他们只去清真寺参加礼拜,并不举行其它活动。前往这些国家和地区宣教是有风险的,时常他们会遭遇逮捕、殴打,甚至被驱逐出境。

宣教组织作为一种伊斯兰新思潮,自苏联解体后,成为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复兴的一部分,在民间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受前苏联固有思维模式以及中亚本地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中亚国家当局对宣教组织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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