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例三：景教徒与希腊-拜占庭文化的传播

首先来看一段中国的记载。《旧唐书·拂菻传》中提到拂菻国的都城宫室的情况时，说它是“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接下来有一段重要材料：

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编于屋宇，机制巧蜜，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流，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

这段文字不难明白，意思是说，酷暑季节，炎热难当，人都受不了，于是将水引流到建筑物的顶上去，覆盖整个顶端，设计奥妙无穷，人们只听到水在哗哗地流动，像泉水流动一样，一会儿就看见水从四檐像瀑布一样流下来，形成清凉的风。巧合的是，我们从唐代典籍中看到，当时中国的都城长安也有这种建筑，如唐玄宗建造的凉殿。唐玄宗有很多故事，尤其是与杨贵妃的浪漫故事。这个人很会享受，他建起了一个凉殿。《唐语林》卷4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玄宗起凉殿，拾遗陈知节上疏极谏。上令力士召对。时暑毒方甚，上在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知节至，赐坐石榻，阴溜沈吟，仰不见日，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复赐冰屑麻节饮。陈体生寒栗，腹中雷鸣，再三请起方许，上犹拭汗不已。陈才及门，遗泄狼藉，逾日复故。谓曰：“卿论事宜审，勿以己为方万乘也！

这段记载用白话说，就是唐玄宗建起了凉殿，谏官陈知节上疏极力劝阻，劝皇帝不要搞这个东西。唐玄宗命高力士把陈知节找来说一说。当时正是酷暑季节，天气炎热，玄宗皇帝坐在凉殿里，座位后面水激扇车，形成凉风，吹动他的衣服。陈知节到了以后，皇帝让他坐在石榻上，整个建筑内阴沉沉的，见不到一丝阳光，凉殿的四隅有积水像帘一样倾泻下来，然后又赐给他冷饮喝。这个时候怎么样呢？陈知节体内感到寒冷，肚子已经不好受，想去厕所了，可是皇帝就是故意不让去。陈知节已经冻得哆嗦了，皇帝本人还感到热，在不停地拭汗。陈知节被允许出门后，刚刚走出门，便大便失控了，过了好多天才恢复正常。这个时候皇帝见到他以后说：你讨论什么问题的时候需要慎重，需要仔细考虑，你不要以为你是皇帝，你要体贴理解我。

这个故事中，我们应注意的是凉殿的特点，一是“水激扇车”形成凉风，二是“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形成瀑布状的飞流。我们注意到，这种建筑在唐代不只皇宫有，大臣家中也有。开元天宝之际，杨国忠、李林甫的权势很大。当时有一个京兆尹（相当于京都的市长）叫王鉷，他勾结李林甫，并且得到了玄宗的宠幸，生活非常奢侈。后来他在御史大夫任上犯罪被处决，家被查没。在没收他的家宅的时候，发现他家里竟然也有这种建筑，叫作“自雨亭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唐语林》卷 5的记载：

天宝（742—755）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赐死，县官簿录太平坊宅，数日不能遍。宅内有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

这“自雨亭子”的特点，是“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与唐玄宗的凉殿如出一辙。

《旧唐书·拂菻传》记载拂菻国都城宫室有这样的建筑，唐都城长安也有这种建筑。于是就出现一个问题：是否出于巧合？抑或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向达说，玄宗的凉殿，它的特点是“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王鉷的自雨亭子是“簷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这些特点跟《拂菻传》记载的拂菻国都城宫室的特点是完全吻合的，所以它应是模仿拂菻国的建筑风格而建造的。[11]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怎样解释这种关系，为什么那里有了，我们这儿就有？

这个问题，如果从中西交通的角度来研究的话，就不难理解。我们知道，在唐代的长安，有来自希腊罗马世界的景教徒在活动。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最早的创立者是聂斯托利（Nestorius），聂斯托利最初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基督教正统教义说圣母玛利亚是感孕而生耶稣，是上帝使她怀孕，生了基督耶稣。于是就有一个问题，耶稣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人呢？还是一个神呢？就是说，他在圣母玛利亚肚子里是神还是人呢？这种问题在我们看来是很可笑的。聂斯托利认为，玛利亚是一个凡人，她不可能怀神，一个凡人怎么能生神呢？她只是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是一个人，她是人的母亲，当她将婴儿生下来的那一刻，上帝把圣灵灌注到婴儿的体内，使婴儿成了神。所以玛利亚只是一个凡俗婴儿的母亲，而不是神的母亲。聂斯托利的观点，在431年的以弗所会议上，被拜占庭教会判为异端，被流放到埃及，后来死在埃及北非沙漠。他的信徒们也受到迫害，逃到了波斯境内，在波斯境内有时候受到宫廷的优待，在宫廷中做医生、做秘书，因为这些人都会技术，文化水准较高；但拜占庭帝国与波斯经常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冲突，这些人就被当成拜占庭的间谍，受到迫害。受到迫害后，这些人怎么办呢？就往东跑，跑到中亚这一带。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在6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景教徒就已经在中亚的河中地区（大致相当与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活动了。此前，景教徒主要活动在现在的土库曼、阿富汗北部。当时丝绸之路畅通，景教徒到达中亚后不久，将活动范围扩展到了中国境内（可能已到达现在的和田一带）。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考古资料来证明这一点。

7世纪上半叶，景教徒到达中国都城长安。证据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个碑是在明代天启年间（1623~1625年间，具体哪一年说不清楚）被发现的。根据碑文记载，贞观九年（635年），景教徒到达了长安。当时唐朝的宰相房玄龄，在长安的西郊，为景教徒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把他们迎进城来。这个事情很值得深思，宰相亲自去迎接景教徒，非同一般，说明在它之前对景教徒已经很了解了。唐朝廷给景教徒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是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太宗在夺取皇位过程中杀人很多，包括他的兄、弟，做皇帝后常常睡不着觉，做恶梦，他欢迎景教徒很可能因为他想获得灵魂救赎。

景教被迎进首都之后，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颁布诏令，在长安义宁坊建了一座大秦寺，安置了景教徒21人。这些人在这里翻译经书。景教进入中国之后，这是一个被正式承认的标志。但好景不长，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下令灭佛，景教受到牵连，也被禁绝。景教在中国的存在，如果是从635年算起，共计二百一十年。

在这二百一十年当中，景教始终面临一个生存发展的问题。景教作为一个新兴的宗教，传到中国以后，皇家的态度和达官贵族的支持，对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它到中国以后，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极力与上层搞好关系，巴结皇家、结交权贵以取得他们的支持；皇帝的喜爱或厌恶，权贵的支持或排斥，直接决定它的命运。因此，他们帮助唐玄宗和王鉷建造拂菻风格的房子，就不难理解了。换言之，所谓“凉殿”、“自雨亭子”应是由景教徒帮助建造的。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景教徒是文化水准很高的人，掌握很多实用技术。他们到了中国以后，便利用掌握的技术为达官显贵服务，结交他们。如景教碑上提到一位及烈，中国史书提到他与中国高官来往。《册府元龟》卷546的记载：

柳泽开元二年（714）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

柳泽上书极谏，力陈“庆立等雕镌诡物，制造奇器，用浮巧为珍物，以谲怪为异宝，乃理国之所巨蠹，圣王之所严罚，紊乱圣谋，汨斁彝典”，劝戒玄宗不可开此风气。但是，及烈还是到达了长安，并受到了玄宗皇帝的优待。依靠及烈等“金方贵绪，物外高僧”的努力，武则天时因佛教大盛而受到压抑的景教，重新得到振兴。玄宗宠幸杨贵妃，于是“扬益岭表各地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擢居高位”。（《旧唐书》卷51《后妃传》）这里“扬”指“扬州”， “益”是“益州”，而“岭表”是指“广州”和“交州”。扬益岭表所依靠的“良工”懂得制造 “奇器异巧”，可能是些景教徒。

第二，景教徒利用其医术，用医疗活动来帮助传教，将医疗活动推及到唐代的上层乃至朝廷内部。比方说，公元740年，王子李宪患病，曾有僧崇一为他治病，并使他痊愈。“崇一”这个名字，含有‘崇敬一神’的意思，而景教是一神崇拜，这表明“崇一”应是个景教徒。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新唐书》卷221《西域传》记载拂菻国“有善医能开脑取虫，以愈目眚”。《新唐书》的这个记载是来自于《通典》。《通典》卷193引用了杜环《经行记》中的说法：“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这种开脑术，实际上就是来源于希腊古代医学的穿颅术，这种穿颅治盲术曾长期流行于地中海东部，在唐代被景教徒传入中国，高宗皇帝就做过这种手术。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卷9“谀佞”第21说：

高宗末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则天幸灾逞己志，潜遇绝医术，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医张文仲、秦鸣鹤诊之。鸣鹤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则天帘中怒曰：“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高宗曰：“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胐户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

这个事情在正史两《唐书》中都有记载（见《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新唐书》卷76《列传第一》），《资治通鉴》也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卷203弘道元年），可见它是事实确凿的。秦鸣鹤是景教徒，我有文考证，大家可以参考，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景教徒为赢得朝廷的好感，以求为其传教活动打开方便之门，以医术为唐朝廷效劳，可谓极尽心曲，不遗余力。

第三，景教徒直接服务于朝廷的天象部门，将希腊-拜占庭天文知识介绍到了中国。这里有两个证据。其一，1980年1月在西安出土了波斯人李素和他夫人卑失氏的墓志，从墓志上可以看出，李素家族是来自波斯的景教徒。墓志说：“公（李素）天假秀气，润生奇质，得裨鼍之天文，究巫咸之艺业。握算枢密，审量权衡，四时不愆，二仪无忒。”根据研究，李素在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因为具有天文星历学的专长而被征召入京，任职于司天台，成为唐代掌管天文历算最高机构司天台的长官。他前后一共任职五十年，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皇帝，最终以“行司天监兼晋州长史翰林待诏”的身份，在元和十二年（817年）去世。

还有一个例子。唐代的典籍中有时候可以看到所谓的《都利聿斯经》以及《聿斯四门经》、《新修聿斯四门经》等天文书籍，这些书实际上是来源于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著作。都利聿斯就是“托勒密”的音译；《四门经》则是是托勒密的天文著作Tetrabiblos。这些希腊天文学著作经过别人的转译和改编，逐渐向东传播。其中有传播到印度西部的一个版本，在贞元初年被景教徒带到了中国，并在李素任职司天台时，在他的协助之下翻译了出来。

当然，景教徒传入中国的希腊罗马文化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有待进一步研究发掘。他们经由波斯而来，身上带有浓厚的波斯文化色彩，但他们曾长期活动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对于那里流传的希腊-拜占庭文化相当熟悉。他们在中土利用这些文化因素为自己的传教事业服务时，将这些东西传入了中国，在中国丰富的历史典籍中留下了“斑斑陈迹”。这些陈迹所隐藏的历史幽光，如果只是从国学的角度加以观察，而不是放在 “整体历史”的视野下面，终究是难以窥见的。这说明，整体历史视野不但适于近代中外交流史的研究，而且也适于古代中外交流史的研究。

作者：张绪山 来源：清华历史讲堂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东西方初遇：汉唐时代中国人眼中的希腊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