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敌：1918年的反对中日军事结盟运动

到了1917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周年。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不仅把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国力消耗殆尽，而且还为远东地区的新兴国家日本提供了向中国扩张的宝贵良机。自1914年一战爆发以来，日本已经确立了其在东亚地区的实际霸权地位。日本这种东亚霸主地位的获得，是通过武力和外交的双重手段来获取的：1914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击败驻守青岛的德军，实现对青岛的军事统治；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在同年5月逼迫袁世凯政府签署了《民四条约》，确立了日本在中国对外关系上的特殊地位。随着1916年6月袁世凯的去世，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继任国务总理，并逐渐形成了以段祺瑞为核心的军阀政治集团，史称“皖系”。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段祺瑞出兵北京，由于“再造共和”之功而继续担任国务总理。这一年，不仅是中国政局动荡，世界局势也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同年初，德国宣布无限制潜水艇战，导致德美关系恶化，最终促使美国参战。沙皇俄国也因战争致使民不聊生，导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环视全球，唯有日本国强民富，成为一战的最大获利者。但是，日本的东亚霸主地位仍然不牢固，故而它仍需通过条约的方式来获得欧美列强的认可。1917年春，日本利用英法两国的战争困难，与英法两国签署秘密协定，成功地获得英法两国对日本东亚霸权地位的支持。同年11月，日本又与美国签署《蓝辛-石井协定》，争取美国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按照日本的理解，这个“特殊利益”是指日本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蓝辛-石井协定》的签署也向中国领导人释放了一个可怕的信号：那就是美国已经抛弃了中国！于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所控制的北京政府，采取了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即联合日本。日本政府也有意扶持段祺瑞政权，通过“西原借款”来武装段祺瑞的“参战军”，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但是，皖系军阀的强大引发了北洋集团的另一派势力，也就是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的担忧。到了1918年春，直皖两系的矛盾因皖系军阀主导的中日军事结盟计划而再次爆发。

1 北洋系的分裂与皖系“联日”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率军进入北京，总计不满半个月的张勋复辟，由此宣告闭幕。随之，中国政治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两位北洋系的首领冯国璋、段祺瑞分别出任北京政府总统和总理。冯国璋以副总统资格而取得总统位置以及段祺瑞的再起，被时人称为“一场大骗局”。因为，前总统黎元洪是受直隶籍贯军人的骗而罢免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从而“替冯国璋造成取得总统位置的机会”；张勋是受段祺瑞属下的欺骗而冒然复辟，从而“替段氏造成恢复政权的机会”。 张勋失败之后，发表通电说：“已获巨罪，人庆大勋，恨当世无直道，怨民国鲜公刑。” 这弦外之音，透露出张勋自知落入段祺瑞圈套之后的无奈与愤恨之情。

在复辟未宣告时，研究系已与段派联合一气。段氏在马厂誓师时，梁启超已入其幕府，除发表反对张勋复辟电外，还“亲入段军，直接参赞其事”。 研究系另一要人汤化龙则随同段祺瑞入京。7月17日，段祺瑞组阁，其阁员名单如下：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汪大燮、内务汤化龙、财政梁启超、司法林长民、农商张国淦、教育范源濂、交通曹汝霖、海军刘冠雄。这些阁员中，属于研究系的是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此外范源濂、汪大燮、张国淦等人都与研究系亲近。曹汝霖是新交通系的首领，政治上依附于段祺瑞，而海军总长刘冠雄也属于段派。 所以，此届内阁是段派军阀与研究系、新交通系的联合内阁。

冯国璋虽然得以就任大总统，但是他无法插手段内阁。在拟定阁员名单时，冯国璋原本反对刘冠雄和曹汝霖入阁，但为段祺瑞拒绝。1917年7月13日，张君劢致书梁启超，告知：“此次内阁名单，河间极不以刘冠雄长海军为然，于润田则云此人于国内舆论中颇有非之者，以此列阁员中，总嫌不漂亮。” 河间，即冯国璋；润田，指曹汝霖。黎元洪任总统时，因参战问题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冲突，是为“府院之争”。现在，冯国璋与段祺瑞依然不和，两人“关系始终未融洽”。 黎元洪在段氏到京后，因段氏的劝诱，由东交民巷外国公使馆区域回居私宅，通电宣告“此后不再与闻政事，推冯副总统继任大总统”。 然而，段祺瑞内心并不满意冯氏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在7月8日发出冯国璋以“副座代行总统职权”的电文之后，故意拖延此项电报由北京到达南京的时间，于7月13日才到达南京的冯国璋手中。此时，南下敦请冯国璋北上的张君劢埋怨说：“近来北方来电较少，而日期又多，凡非加急电必待三日或五日后方到”，因此，“河间颇以合肥不受商量”。 合肥，即段祺瑞。

南京是冯国璋的老巢，冯不想因为北上就任总统而将江苏地盘让与他人。长江流域是冯国璋的势力范围，尤以江苏省为重心所在。此时，传说段祺瑞亲信倪嗣冲将担任江苏督军，引起冯国璋的担忧。冯遂命心腹干将、江西督军李纯出面反对。李氏在九江演说复辟源流，将张勋与倪嗣冲“并为一谈”，除派遣重军到南京之外，尚在九江驻扎一师，表示对倪的示威运动。 所以，冯国璋一面谦让，请黎元洪复职，一面暗中与段祺瑞接洽江苏督军的后继人选。最后，冯国璋如愿以偿，调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与湖北督军王占元联结为一，合称“长江三督”，构成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基本势力范围。于是，冯国璋于1917年8月1日到京任职，冯段之争的序幕也由此开启。

段祺瑞新政府成立之日，也是中国南北分裂之始。研究系是造成此次南北分裂的始作俑者。当时，段祺瑞新政府面临两个最紧要的问题是，“对外的参战问题和对内的国会改造问题”。国会改造问题是由参战问题而引起。旧国会分子多对段不满意，现在，段祺瑞要巩固其统治地位，必须解决国会问题。这时，研究系要人梁启超向段祺瑞献策，召集临时参议院以改造旧国会，置旧国会法统于不顾。孙中山因此率领海军南下广东，组织军政府，竖起护法大旗，中国南北由此形成对立局面。

段祺瑞

梁启超改造旧国会的主张，完全是政治考虑，丝毫没有顾及法律的尊严。7月21日，《申报》记者访问梁启超，谈论国会问题。梁说，“对于国会主张，恢复之不能，改选之不可，而以召集临时参院为比较的无上上策”。至于旧国会不能恢复的理由，梁列出两条：第一是旧国会为各省督军所破坏，一旦恢复，必然得罪各省督军，所谓“政治上将生莫大之反动”；第二即使督军同意恢复旧国会，也无法确保督军“一改从前之态度”，不再破坏国会。质言之，这两条理由仍然是政治考虑。梁自己也承认召集临时参议院，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他说：“盖以严格之法律言，则改选亦无根据，而又不能去国会组织不改之弊，如是之国会，再过三年，国家不能危险乎？至于召集临时参议院，有改良组织之利，而约法上亦可以勉强比附，似此三者之中可行而比较有利者，莫此若也。” 临时参议院，从法理上本属自相矛盾。李剑农批评说，旧国会自“第一次灭亡（指袁世凯复辟帝制，取消旧国会）恢复之后，为何不照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偏要恢复已经满了期限的旧国会？若说前此恢复旧国会是因为袁氏的解散国会不合法，黎氏的解散国会又岂合法么？这是纯就他们所持的理论而言”。 旧国会中也有研究系议员，但是研究系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惜联合段祺瑞否定他们的合法存在——旧国会，借以制服敌党，实为超越政治常规的举动。

7月24日，北京国务院通电各省，征求对于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据说，这份文电是梁启超的手笔。这封通电，先是说明恢复旧国会为不可能，并援引唐继尧督军的“破甑之喻”，说明旧国会威信已失，最后特别引用陆荣廷改组国会的主张，申论“非先有临时参议院不可”。 然而，社会舆论对于梁启超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极端主张，深以为异，批评梁氏因“一部分之利益与感情，置国家根本法于不顾”。 后来，段祺瑞依梁启超计，改组旧国会，成立新国会。新国会实际由安福系王揖唐所控制，因此又称安福国会，研究系被边缘化。研究系被皖系所抛弃，遂与亲近皖系的安福系、旧交通系成为政敌。正如李剑农所言：“故在研究系召集临时参议院的主张，是因为要贯彻改造国会的目的，与煽动督军团干宪的目的前后是一致的，谁知这个问题是一具不能开的死锁。后来国会虽然被他们在北方强迫改造了，却又被安福系所盘踞；安福系的骄横恶劣，竟超过他们所目为暴徒的无数倍；而南方又始终不承认他们的改造，遂演成长时期的纷争惨剧。”

南北对峙局面形成后，北方的冯段因统一问题发生分歧。总统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总理段祺瑞坚持武力征南，双方各执一端，势同水火。1917年底，段祺瑞在川湘方面用兵失败，武力征南政策遭到非议。同年11月17日，直系督军曹锟、王占元、李纯、陈光远等联名通电，主张与西南和平解决，并声明愿作调人。 据此消息，时在北京政府陆军部任职的徐永昌判断，“段内阁将倒，南北似有调停之机”。11月20日，总统冯国璋准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以汪大燮暂代国务总理。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几位研究系阁员也随段氏去职，段内阁瓦解。12月1日，冯国璋任命直隶籍同乡王士珍为国务总理。王士珍也是主和派，颇赞成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这就是冯段之争的第一幕。冯段之争直接导致北洋系内部的分裂，而无兵无权的研究系既然已经被段派所排斥，现在也与冯派貌合神离，实际处于一种不尴不尬的第三方境地。

在此期间，南方也是四分五裂。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诸人对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颇不满意。从1917年9月到1918年春，西南军阀一直在酝酿改组军政府。至1918年4月后旬，军政府改组形势成熟。5月4日，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离粤赴沪；同日，孙中山发布《辞大元帅职通电》，极为痛心地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在北方直皖两系的斗争中，日本站在皖系一边，压制和打击直系，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对南方发动战争的一系列作法，又得到了日本的支持。1918年2月3日，徐树铮致电各省督军，指出：“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芝揆（指段祺瑞）去职，彼邦时相问询，称以各省不挽留为疑。……寺内已训令渠系内有力诸要人，并达林公使谓段虽暂时去职，北系实力并无堕落，此后对支方针，仍认定东海、合肥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等语。” 3月20日，西原龟三奉日本政府之命访问段祺瑞，力促段祺瑞出山组阁，西原说：“阁下既已握有兵力，只需掌握权力，倘若财力不足，本人可设法资助。如欲为日中友好奠基，舍今日又待何时，切勿失此千载难遇之良机，毅然拟定计划，出任总理。” 与此同时，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也会见大总统冯国璋，表示日本政府对北方政局的态度，劝告北洋各派应团结一致，解决政局纠纷。 在此期间，徐树铮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联络，引奉军入关，进驻直隶。 一则声援皖系，一则威逼冯氏。3月19日，段派督军又发出一道联名威胁的通电，要求段祺瑞组阁。

在这内外压力之下，冯国璋不得不与段祺瑞暂时妥协。1918年3月23日，王士珍辞职，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这是段祺瑞第三次组阁。段祺瑞此次成功组阁，日本和奉系是其外援，而其内援则是皖系将领以及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曹汝霖在段祺瑞内阁中身兼交通总长和财政总长两个“肥缺”，这实在令被排斥出局的梁启超的研究系人士艳羡不已。故而，洞悉时局内幕的北洋军人徐永昌说：“今日名流自知无分，故梁（启超）著书，汤（化龙）出洋，此所谓灰心丧气。”

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之后，为继续推行其武力征南计划，立即与日本联络，秘密进行中日军事协定交涉。既然皖系段祺瑞以日本为靠山，那么直系冯国璋势必寻求英美的支持，双方都在借助外力。冯国璋的心腹爱将、江苏督军李纯是典型的亲美派，冯的亲美深受其影响。早在1917年12月12日，李纯在给冯国璋的密函中，建议“应与英、美相互提携”，以便借助英美之力抵制日本。 李纯与英美人士交往向来密切，他手下的顾问和秘书人员，几乎全是受美式教育者，李与美国人时常往来。所以，当时上海竟有舆论认为，李纯的态度“完全为美国人所左右”。 因此，冯段之争的结果，最终促使皖系与直系各寻外援，加剧北洋派内争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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