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是开展肃反运动，对社会进行整治。「波匈事件」后，毛泽东提出整顿党的作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劳动党却有不同的看法，金日成在一次内阁会议说，毛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英明、伟大的，但朝鲜主要是敌我矛盾。副委员长金昌满也认为，朝鲜不能整风，会出乱子。 与中国开展整风运动同时，1957年5月19日，劳动党在党报发表社论，提出在全党开展肃反运动，彻底揭发反党宗派份子的罪行，同党内不健康的因素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要求党政机关把加强革命秩序的斗争作为日常工作，加强对群众的马列主义教育。 实际上肃反斗争并没有局限在党内，5月30日，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做出一项决定，并下发了题为“把对反革命份子的斗争转变为一个全党全民运动”的文件。大规模的“批判会”和“思想检查”活动开始蔓延到全国，很多人受到审查、批判乃至人身伤害。
当然，金日成最担心的还是党内反对派的存在及其影响，所有政治运动真正的关注点也在所谓“宗派份子”身上。在1956年11月19日拜访苏联使馆时，南日就向苏联大使放出消息说，“不能认为中央八月全会上的反对派已经放下了武器”，比如崔昌益的支持者，特别是一些科学工作者和知识份子，经常聚集在他的办公室。 1957年1月9日，《劳动新闻》发表了科学院通讯院士、劳动党候补中委李清源的署名文章〈宗派给我国工人运动所造成的毒害〉，不点名地批判了「八月全会」的反对派言论，声称他们的活动与外部敌人遥相呼应。 2月14日，金枓奉发表公开讲话，指责「八月全会」的宗派份子无视党的集中领导，承认对他们进行揭露和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2月25日，《劳动新闻》发表文章，开始点名批判徐辉“脱离党的原则的错误言行”，称其目的是“反党”。 4月9日，金日成则明确地对苏联大使说，“我们现在坚持认为，在波匈事件之前及时揭露这一反党集团的行动是正确的”，否则“我们会遇到更复杂的情况”。 伴随着一系列的铺垫工作，这一时期朝鲜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刊发表言论，集中批评了徐辉、尹公钦、李弼奎、崔昌益、朴昌玉等所谓「宗派份子」，并指出一些“追随分子”至今还留在党的工作岗位上。这些讲话还强调，劳动党开展的「反宗派斗争」有助于加强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就在这时，苏联发生了一起“反党集团”事件，为金日成彻底抛弃「九月全会」决议创造了机会。1957年6月下旬，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св）、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等党内保守派发动“宫廷政变”未遂，赫鲁晓夫依靠朱可夫的帮助及在中央委员会拥有多数支持者的有力地位化解危机，躲过了这一劫。 金日成同毛泽东一样对赫鲁晓夫的胜利表示祝贺和支持，显然，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强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也为金重新开始严厉并公开制裁反对派份子提供了“榜样”和理由——既然老大哥都可以把一些“老近卫军”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那么劳动党「八月全会」的做法还有什么错误？7月4日，劳动党中央即召开常委会，表示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决定将该决议下发到基层党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忧心忡忡的赫鲁晓夫派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去中国，争取毛泽东表态支持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并取得满意结果是在7月5日。这就意味着，在表态支持苏联的问题上，金日成领先了毛泽东一步。
与《人民日报》及其他各国共产党的报纸一样，1957年7月5日，《劳动新闻》报道了苏共中央召开全会的消息，并刊登了《真理报》7月4日发表的关于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以往朝鲜新闻总是试图隐瞒或淡化兄弟国家、兄弟党之间及其内部的冲突，而这一次，朝鲜报刊一反常态地对苏联“反党集团事件”进行了详细报導，不仅刊登了各国共产党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决议的消息，还把苏联「反党集团事件」与劳动党批判宗派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
为了全面开展「反宗派斗争」，劳动党再一次试探苏联的态度。7月5日，南日对苏联大使说，劳动党内部的“反党小集团”在「八月全会」被揭露后，“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在党内“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南日还把苏联党内的「六月事件」与劳动党的「八月事件」相提并论，试图为已经受到莫斯科批评的整肃行为开脱。苏联大使对此提出异议，并向莫斯科报告说，关于所谓的派别活动，南日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而朝鲜内务省的苏联顾问提供的消息证实，儘管进行了“侦察跟踪”，却没有发现“宗派集团的头目”搞派别活动的具体事实。 不过，由于在「反党集团事件」中得到劳动党的支持，莫斯科对金日成的批评已非常微弱。于是，劳动党内新的「反宗派斗争」以此为契机开始了。
1957年8月6日的《劳动新闻》发表社论，自「九月全会」以来第一次公开把崔昌益、尹公钦、徐辉、李弼奎、朴昌玉称为“反党宗派份子”，说他们在1956年「八月全会」被揭露后，表面上服从中央，背后却进行暗害活动。还说，新的事实证明，中央「八月全会」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社论号召全党应继续在党员和劳动人民中揭发反党宗派份子的罪行，为彻底肃清他们的余毒而奋斗。当天的报纸上还发表了长篇文章，报导金日成大学三个月来在中央指导下开展揭发批判反党宗派份子斗争的情况。斗争的成果就是揪出了以“徐辉的走卒”、“思想上的叛徒”、金日成大學党委员长洪洛雄（逃亡中国后改名洪光）为首的一批宗派份子，受到清洗的包括很多学者和教员，以及一百多名研究生和本科生。 9月初，苟延残喘的崔昌益和朴昌玉终于被送进了监狱。 10月17至19日，劳动党中央全会做出两项决议：批判以前建设相金承化为首的保守份子和反党份子；开除与崔昌益、朴昌玉勾结进行反党活动的前驻苏大使李相朝的党籍。 「八月事件」发生一年后，历史又回到了起点。
然而，金日成的做法最终还是得到了莫斯科的默认。1957年10月22日，《真理报》全文刊载了金日成的一篇文章，其中写到：“我们党粉碎了企图从外部和内部瓦解党的队伍的敌对份子之破坏活动”，“克服了与党的正确路线背道而驰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劳动党“在同企图破坏党的团结的宗派主义份子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得到了加强。 除此之外，金心里当然明白，以中国共产党目前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中朝之间的历史渊源，他要想彻底肃清反对派，巩固其在朝鲜党内的统治，还应该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至少要与中国保持正常的党际关系。其实，金并非有意得罪毛，更不愿与中国走到决裂的地步，他只是希望对朝鲜的事务能够自己做主，使朝鲜党和国家摆脱中国的直接控制和影响。所以，劳动党在利用「波匈事件」重启对宗派主义斗争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向北京做出友好的表示。
在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布达佩斯表示支持的同时，朝鲜也对中共做出了友好姿态。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金日成向苏联表示，“这篇文章具有重大的切合实际的政治意义”，决定在朝鲜报纸上全文转载，并发行小册子。1957年新年伊始，金日成和崔庸健分别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政委及全体官兵写信和打电报，祝贺新年，并馈赠大批礼物。 儘管对签订1957年中国援助朝鲜物资议定书和中朝两国贸易协定的结果并不满意，1月19日，《劳动新闻》还是报導了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朝鲜的情况和金日成接见代表团的消息，之後又发表文章盛讚“朝中两国友好及经济合作的发展”，還刊登了《人民日报》关于加强中朝经济合作的文章。 2月3日，《劳动新闻》以“朝中人民的兄弟般情谊”为题，宣传了1956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朝鲜人民提供的“巨大援助”，以及朝鲜人民对志愿军部队的帮助。2月4日又报導了中国驻朝部队纪念朝鲜人民军创建九周年的活动。 2月5日，在开城分别举行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碑的揭幕式，崔庸健在志愿军烈士墓碑揭幕式发表演讲，赞扬中朝两军和两国人民之间鲜血凝成的友谊。接连几日，《劳动新闻》报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举办中朝两国青年友好晚会的情况、志愿军医疗队积极为当地朝鲜人民服务的事迹，以及志愿军文工团为军事停战委员会朝鲜人民军代表团演出的情况，还宣传了志愿军官兵广泛开展“中朝友好月”活动。 所有这些，无非是希望向北京传递一种信息——朝鲜有意缓解双边关系的紧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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