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毛泽东权衡利弊缓和对朝关系
在此非常时刻，毛泽东自然十分关注朝鲜问题。1956年底和1957年初，中共中央联络部、宣传部的内部刊物及党报不断刊登一些有关朝鲜的消息。195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报导了金日成几天前在劳动党中央全会的讲话。在谈到与苏联的关系时，金日成强调说，“最近国际反动势力疯狂地企图损害苏联的威信，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在这种情势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加强统一和团结，经常保持革命警惕性，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同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团结”。 中联部所编的《各国共产党简况》於12月19日介绍了《劳动新闻》11月7日社论的内容，这篇以〈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为题的社论热烈支持苏军“粉碎匈牙利反革命暴行”的举动，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给人民带来自由、独立和幸福。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友好合作，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发展。 接着，該刊又连续刊载了大量来自平壤的消息，如朝鲜地方各级人民代表选举的情况以及《劳动新闻》社论的如下说法：这次选举表明全体人民的团结及对党和政府的无限支持和信任；朝鲜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些情况：劳动党克服急躁情绪，强调自愿原则，积极促进农业合作化运动；劳动党号召反对官僚主义的情况：加强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鼓励自由讨论；劳动党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工资，降低农业税，允许私人经商，等等。 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劳动新闻》於5日和6日全文刊载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此外，也有不少关于中朝关系状况的报導。中宣部所编的《宣教动态》於1956年12月8日报导了这样一件事：10月8日《人民日报》关于中朝足球赛的新闻说，朝鲜队在踢进一球后便采取了“破坏性防守战术”。朝鲜作家韩雪野看到了这则报导，后来在中国参加一次会议时对翻译说，中国的这个报导不公平，有大国主义表现。 1957年1月11日《宣教动态》刊载了辽宁省委的报告，说在安东边防、口岸的工作人员和当地群众中，存在一种错误思想作风，主要是对朝鲜人态度傲慢，不讲礼貌。有些人常以“六亿大国”自居，认为“朝鲜国小，又穷”；又以志愿军为资本，声言“没有我们，他们不行”。有的渔民越境捕鱼，受到阻挠时，态度极端蛮横，说“打点蜊子还不愿意，如果不是我们的志愿军，你们的脑袋早就没有了”。有的边检人员认为朝鲜人问题多、好捣鬼，对朝鲜人故意刁难。对待朝鲜越境份子，存在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审查时侮辱人格，谩骂吊打，甚至不给饭吃。
这些消息未必完全准确、可靠，但是却向中共中央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劳动党完全赞同和支持苏军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而这一行动恰恰是中共建议和鼓动的；金日成一再强调要加强与苏联及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团结统一，而这正是刘少奇到莫斯科的主要任务之一。所有这些都表明，劳动党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迹象，金也没有要背叛革命的任何举动，中国焉能以此为理由对朝鲜采取强硬的、“积极”的措施？即使过去劳动党在经济政策、干部路线和党内生活准则等方面存在一些错误，现在看起来（至少表面上）也正在逐步纠正之中，还有必要步步紧逼吗？最让中共感到尴尬的是，中国利用「波匈事件」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敦促苏共发表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的宣言，自己却对周边国家表现出大国主义作风。因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朝鲜的政策，换一种方式调整与朝鲜的关系。筆者認為，极有可能就是基于这一点，周恩来在1957年1月访问莫斯科时改变了关于在朝鲜撤军问题上的提法。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中国缓和与朝鲜关系的第一个迹象表现在对自身的检讨。1957年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检查朝鲜、越南实习生工作的指示，责成国务院主管部门及安排实习的三个直辖市和十六个省党的机关，对实习生工作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是：有关厂矿企业领导是否重视此项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是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和做法”，以及实习生在学习和生活上还存在哪些问题。 其次，中共对「八月事件」後朝鮮逃亡干部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3月4日，逃亡中国不久的金忠植给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写信，要求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递交有关他个人和劳动党的材料，并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 若是在几个月前，这些材料确是中共急需的，但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关心了。3月16日，省委书记富振声得到中央的指示后对金忠植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严肃地告诉他：中朝两党和两国关系一向友好，中国也“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最后提出要求：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的朝鲜族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问题。
不过，要说中国对朝鲜政策此时已经发生转变，还为时过早。1957年上半年，中朝关系仍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据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中朝双方在1月关于1957年贸易协定的谈判中，“朝鲜人坚持要中国在1957年向朝鲜提供20万吨粮食，而中国人则推委本国物资供应困难，只同意提供9万吨，经过长期谈判后才同意提供15万吨粮食”。 3月9日，南日紧急向苏联求援3万吨炼钢用焦炭。因為朝鲜唯一运转的一座高炉用本国焦炭只能保证60%的生产能力，而一年13万吨焦炭的缺口原来是靠中国补足的，现在中方通知只能提供10万吨，只好求助于苏联。 另普扎诺夫的通报，4月10日受金日成委託，他向中国使馆告知，朝鲜将于5至6月完成五年计划的制订，朝鲜希望把计划草案交给苏联和中国，以听取意见和协调相互责任。乔晓光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未必能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追加援助。 此外，早在5月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对五年计划草案进行审议前，金日成就请求乔晓光转告中国政府，希望中方于6月初接待朝鲜代表团，其目的是学习中国制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并讨论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相关问题。然而，中国对此迟迟不予答复，后来告知这次访问只能安排在7月进行。朝鲜领导人还不断向苏联人抱怨，与中国大使难得见面，也很难相处。
朝鲜代表团7月底到莫斯科商谈五年计划时，曾提出希望苏联同意朝鮮延期归还将于1961至1962年到期的2.4亿卢布的贷款，但遭到拒绝。苏共领导人对朝鲜这样层层加码的援助要求已经感到厌烦，在8月6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指出，朝鲜的计划不现实，速度过快；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必须偿还贷款并按期支付利息。赫鲁晓夫说，让金日成偿还贷款，否则不再提供新的贷款，我们的原则是“要算经济账”。 遇此挫折，朝鲜人对中国会给予多少援助也没有寄予希望。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表示，过去曾向中国提出过高的要求，这一次我们力求减少。 于是，朝鲜希望准备于9月对中国进行的访问保持低调，在访问计划中没有直接提出援助问题，甚至要求不公开活动，不发表消息。 然而，同1953年一样，朝鲜人在中国又一次意外地取得了重大收获。
促使中国党和政府根本改变对朝鲜方针的，很可能是1957年夏天在国内发生的一场颇有影响的政治风暴——反右运动。「波匈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深刻思考，他认为对无产阶级政权造成主要威胁的，已经不是过去的国内阶级敌人和国外反动势力，而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从而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毛看来，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执政党，因此提出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由于党内高层对此有不同看法，多数干部又对延安整风的后果记忆犹新，整风运动的设想和做法遇到很大阻力。但毛执意要进行整党，只有借助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的力量，于是“关门整风”变成了“开门整风”。然而，局势的发展出乎毛的意料，一方面，被发动起来的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在“大鸣大放”中提出了涉及“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非常尖锐的问题；另一方面，工人因公私合营后收入降低纷纷起来闹事、罢工，而农民因对农业合作化不满而出现大规模“退社”现象，特别是大学生和退伍军人开始走上街头，表示不满和抗议。毛感到形势严重，中国可能要出现“匈牙利事件”，于是来了一个“急刹车”，提出全党转向反击右派的斗争。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声号令，一场以反右派为核心的阶级斗争运动便迅速波及全党、全国。 此时，中国的反右运动与朝鲜的整党和肃反运动在政治倾向上已经完全合拍，况且中国内部如此重大的政治波动也需要得到各国兄弟党的理解和支持，毛如何还有心思对朝鲜采取什么“积极措施”？一直笼罩在中朝关系上的阴云逐漸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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