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解释和宣传，在很大程度上为莫斯科减轻了压力。苏联驻华使馆对此做出的判断是：“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复杂的形势下表现出了忍耐和镇静，重申了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各项基本措施的坚定立场。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层内，对苏联与中国就国际问题相互协商和统一行动不存在丝毫犹豫和动摇。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我国坚持的党和国家路线的立场表示了理解，坚决地支持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对外政策和积极行动，尤其是在发生匈牙利和埃及事件［苏伊士运河危机］后。”
中共针对「波匈事件」提出的处理意见和原则，以及事后所做的大量工作，的确有助于苏共摆脱与东欧各党关系的困境，但同时却使自己在处理与朝鲜劳动党（以下簡稱勞動黨）的关系方面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11月30日毛泽东在同苏联大使尤金（П. Ф. Юдин）的谈话中，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消极”和“积极”两个方案，实际上中共明显地倾向于“积极”方案，即利用在朝鲜的驻军——中國人民志願軍，迫使金日成改变方针，以挽救朝鲜局势，改善中朝关系。毛的主要依据就是金已经或即将成为纳吉，背叛革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根据对匈牙利事件的处理方针，对朝鲜也应该采取强硬措施，堵住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个东方“缺口”。 但苏共中央并没有支持中共的意见，因为在莫斯科看来，朝鲜并没有像匈牙利那样出现背叛社会主义的危险倾向；相反，「波匈事件」发生后，劳动党更加靠近、依赖和支持苏联。而苏共中央所依据的，恰恰是在中共中央敦促下发表的那个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关系的宣言；同样，劳动党全力支持的也是这个宣言。
苏联政府10月30日宣言发表后，劳动党中央常委会立即进行了讨论，并在11月2日向苏联通报，“一致赞同这个宣言”。朝鲜政府认为，“苏朝双方对政治问题关系处理得很好”，“经济关系完全正常，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我们对苏联给予朝鲜兄弟般的援助深表感谢，今后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将更加巩固和发展”。由于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反苏事件，劳动党认为，“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今后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同苏联的友谊，在朝鲜媒体上加大力度宣传同苏联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以及苏联对朝鲜人民的无私援助”。苏联使馆对这个及时到来的表态非常讚赏。 第二天，外務相南日又向苏联大使报告了来自匈牙利的消息，征求苏联使馆的意见，并说苏联政府怎样建议，朝鲜政府就怎样执行。 11月28日，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说，「波匈事件」告诫我们，“帝国主义者企图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打开缺口”，我们“必须坚持专政”，“不能丧失警惕性”。金还对新任驻苏大使李新八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 此外，为了取悦莫斯科，朝鲜外务省还不断向苏联使馆散布一些有关中国的消息，挑拨中苏关系，如中国副外长曾单独约见朝鲜、越南和蒙古大使，通报匈牙利事件；中国人说苏联承认自己在对波兰问题的看法上犯了错误；駐蘇大使李相朝有亲华情绪而轻视苏联等等。 金有如此表现，又怎么会脱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朝鲜的态度打动了莫斯科，苏联开始转变了对朝经济援助的态度。1957年2月，苏共中央批准了1957年苏朝贸易协定和向朝鲜无偿供货协定，除了按照协定向朝鲜供应大量机械设备、工业材料和其他物资外，苏联还决定在1957年的出口额度之外再向朝鲜发送4万吨小麦，并同意接受朝鲜提供的10万吨锌精矿、3.5万吨碳化钙及额外的5,000吨独居石（磷铈镧）精矿，儘管这些原料朝鲜富余而苏联并不需要。为了进口朝鲜货物，苏联责成财政部和内务部于1957年第一季度向外贸部划拨500公斤国产黄金，以兑换自由外汇。苏联还同意将1949年蘇朝双方签订的商品流转和支付协议的有效期延长至1957年，並同意金日成的特别要求——提前使用5,000万卢布的无偿援助。此外，为了满足朝鲜请求的额外援助，苏联政府同意按照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从朝鲜进口商品。 对于朝鲜的五年计划（1957-1961），苏联政府也给与大力协助。8月16日，金日成对新任驻朝大使普扎诺夫（A. М. Пузанов）说，内阁副首相金一在莫斯科商讨五年计划的草案时，到处都感到苏联人民和领导人全面援助朝鲜发展国民经济的真诚愿望，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关于苏联对毛泽东提出的处理朝鲜问题两个方案的态度，目前可以见到的史料十分有限。据俄籍英国学者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教授在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查找的结果，尤金当时只给外交部发来一个电报，告知毛泽东与他有一个谈话，但没有把谈话记录发给外交部，而是直接发给了苏共中央。可见，在尤金看来，这个谈话十分重要和机密。1957年1月4日，周恩来访苏前夕，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Д. Т. Шепилов）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毛泽东在与尤金大使谈话时，对朝鲜领导人和金日成本人的行为提出了批评意见并表示了不安”。因此，外交部“希望就朝鲜局势问题与周恩来进行讨论”，并认为应该强调：“苏联政府认为，在朝鲜目前局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驻扎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的观点看，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 看起来，苏联外交部似乎并不了解毛谈话的真实意图，关于志愿军去留的问题，只是从朝鲜半岛对美斗争的角度考虑，希望中国顾全大局，让志愿军继续留在朝鲜。如果苏共中央一直没有对毛的建议给与正面答复（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那么就表明苏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持慎重态度，外交部当时尚不知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1957年1月周恩来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谈话，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是中方的片段记录。大概内容是，1月8日讨论德国问题时，赫鲁晓夫说，美国提出在苏美之间划一条线，匈牙利属于苏联，中东和埃及属于美国，双方都不要越线。实现德国统一目前是不可能的，这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斗争的问题。周讲述了中国的立场，即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军事上採取防禦战略，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可以扩大影响，但不主动出击；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如果帝国主义要进攻或颠覆，必须镇压，社会主义国家应互相支持；对民族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按照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不干涉内政。最后，周提出两个具体问题要苏方考虑：第一，鉴于美国提出可以容忍苏联在匈牙利出兵，但若是在东德发生这种事情问题就严重了，是否可以考虑在东西德双方撤兵，建立中立区；第二，关于在朝鲜双方撤军的问题，我们过去曾經提出，美国不赞成，但将来也可能同意，如果他们提出，我们不能不撤。这两个问题都与我们的世界战略方针相联系。
在1月9日的会谈中，中蘇双方继续讨论了对国际局势的估计问题。谈到从朝鲜撤军问题，周只是针对朝鲜1956年11月5日关于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建议说，“关于在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我们认为不妥当，在日内瓦会议上，我们也坚持了我们的原则”。赫鲁晓夫则说，“你们在朝鲜有军队，所以考虑让你们多管一些”。當晚周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赫鲁晓夫同意我们从朝鲜撤兵的想法，至于从東德撤军，苏方认为须看条件和时机。 如果单纯看已经公开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披露的这则史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即赫鲁晓夫当时就同意了中国单方面从朝鲜撤军的主张。其实并非如此，周在莫斯科并没有提出中国单方面撤军的方针——这个想法是十个月后毛在莫斯科提出的，赫鲁晓夫怎会对此做出反应？事實上他同意的是周提出的关于中美同时撤军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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