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材料看來，关于从朝鲜撤军的问题，赫鲁晓夫与周恩来谈话的语境和内涵已经完全不同于毛泽东对尤金的谈话了。毛当时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从朝鲜的政治立场及中朝关系出发，谈的是在处理朝鲜内部问题时中国是否单方面撤军，而周同赫鲁晓夫谈的则是朝鲜半岛对敌斗争的局势问题，是中美是否同时撤军的问题。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大？从上述情况看，赫鲁晓夫回避了毛在1956年11月30日谈话的主题，也没有按照外交部的建议劝中国军队留在朝鲜，而是让中国自己多加考虑，这就表明，苏联并不支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积极措施”，只是不便言明罢了。原因大概有三点：第一，苏共认为金日成有错误，但绝未至於背叛革命的严重地步；第二，朝鲜现在积极主动地向莫斯科靠拢，对于加强苏联自二十大后日渐微弱的政治地位极为有利；第三，赫鲁晓夫对刘少奇、周恩来不断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十分不满。 特别是中共在批评苏共干涉别国内政、敦促苏共发表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关系宣言的同时，自己却对朝鲜、越南和蒙古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 至于周恩來为什么在莫斯科没有旧话重提，而是变换了撤军这一话题的宗旨，从逻辑上讲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等待苏方主动接过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話題，或者在周访苏之前中共已经改变了方针。限于目前可以看到的史料，笔者对以上问题目前只能做这样一些推断，只有相关的档案文件全部披露，才能作出更準确的描述。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处理朝鲜问题的方针就不得不改变。而有一个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此时很可能正在考虑改变对朝鲜的方针——1957年4月初，苏联更换了驻朝鲜大使。对朝鲜政策颇有微词的伊万诺夫(В. И. Иванов)被调回国，普扎诺夫走马上任。

与此同时，朝鲜出现的情况也需要毛泽东重新考虑对朝方针。

2 金日成不失时机解决国内问题

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相继爆发，苏联政府发表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关系宣言，苏军出兵占领布达佩斯……这一连串的事情，为金日成处理国内问题提供了绝佳时机和有力说辞。中国和苏联把注意力集中在东欧（同时发生的还有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自然无暇顾及朝鲜，苏联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就等于承认干涉朝鲜内部事务是一种错误行为，而苏军用武力推翻纳吉政府，则为金日成在朝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清除敌对势力树立了“榜样”。

根据苏联使馆的报告，劳动党在1956年「九月全会」以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设法改善人民生活。在这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制訂和推行新的工资表，将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平均提高了35％；依次降低了一些重要工业商品的市场价格，平均降低水平10％；对于原来享受农业税优惠者及特别困难的农户和灾民，免除1956年的农业实物税；对于落后的合作社、军属、搬迁者和难民，则完全或部分免除1956年借贷的粮食和种子，也不再追索过去的借贷；将使用灌溉设施的实物税平均降低了4％；减少小商人、私营企业主、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50％的所得税和地方税；在没有国营和集体贸易的地方允许私营商人出售国有工业品，并且为他们提供从事这些活动所必须的资金，等等。与此同时，在改革意识形态工作中，重新审查了高校和中学的教学大纲，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大纲，也开始对教科书和参考书进行再版工作，以删除那些用个人崇拜观点解释社会生活的内容；更加注意研究和掌握朝鲜人民群众的革命经验和进步成果；在报纸发表更多的关于苏联的各种材料，不仅在党的建设中，而且在国家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全面推广苏联经验。劳动党还加强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11月下旬进行了地方权力机构的选举；在党的决议和文件中承认朝鲜存在个人崇拜（儘管强调没有造成消极后果），在宣传、文学和艺术方面“不再颂扬金日成”；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经常由集体讨论解决，对那些批评领导的人也“表现出更大的耐心”。苏联使馆认为这些措施得到了朝鮮群众的拥护，对此非常满意。

1956年10月「波匈事件」的冲击也为朝鲜带来了一些麻烦，主要是在大学生、教师和知识份子中间，出现了对现状和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有人在会议上提出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或散发传单发表不同意见。 针对这种情况，金日成采取了两项措施。一个是通过换发党证，进行党内清理。这项工作从1956年12月开始，到1957年初结束。 儘管劳动党声明这次换发党证并不是清党，但实际上这种人人过关的方式——这是以前许嘉谊（許哥而）采用过并受到金猛烈批评的措施，的确是对所有党员进行调查和控制的有效方法。1957年1月16日，《劳动新闻》刊登的一篇文章间接承认，换发党证为党的干部提供了一个检查全体党员以往活动及其可靠性的极好机会。 劳动党中央组织部长韩相斗则明确告诉苏联使馆，更换党证运动的目的，“最终是揭露党内敌对分子”。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1957：中国对朝方针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