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18世纪初传教士眼中的大清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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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开始,基督教士们的身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1714年10月,捷克青年耶稣会士严嘉乐(Charles Maigrot)启程前往中国。在中国期间,他和自己的欧洲朋友们保持着通信联系。这些信中,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下面所选摘的两则史料,分别是1717年和1725年严嘉乐写给自己的老友兹维克尔的信。其中有严嘉乐对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描述,有当时教士们在中国传教遇到的困难的记录,也有他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对中国宫廷的一些记述。在此我们将这两封信全文摘录,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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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从左至右)

严嘉乐从北京寄给布尔诺尤利乌斯·兹维克尔的信(1717年3月19日)

尊贵的神父:

我的这封信又是写给您,尊贵的神父,因为我相信您的人生历程比从中国到布尔诺的路途更远,我用不着担心,当我的信送到时收信人已不在人世了。

开赴马尼拉的船不久就要启航。我利用这一机会简略告知您以下内容:1716年11月9日我们乘六艘船从广州出发,这六艘船一则是送我们的官员用的,二则是广东总督的官员用的,也是供我们使用的。我们的船队经过时,每距十里的哨所,包括村镇城市,都鸣礼炮向我们致敬。

12月8日我们从南昌动身走陆路去北京,乘的是轿子(轿子的样子见附图—严嘉乐)每抬轿子用两匹骡子驮着;另外外还有几百匹骡马驮着行李和随行人员,这一个长长的行列行进进起来铃声叮当,颇为悠扬动听。皇帝两次派人前来催我们快走。可是我们还没有赶到京城,他却又到塞外去打猎去了。在皇帝狩猎期间我们才到达了北京。

1717年元月2日我们穿过城市,从我们修会的住院近旁走过(可是我们的教士们对此一无所知),来到距京城约一小时路程的皇帝常住的夏宫。我们在那里一位宫廷大臣的家中住了八天。排行第三的皇子多次到我们这儿来询问各种学术问题。到元月10日我们才获准搬到我们修会的住院去。

元月31日皇帝派使者传谕旨,他将要返京,叫我们到距京城数小时路程的矿泉疗养地去迎候。2月2日我们动身到那里去,3日一早皇帝就到了,我们跪在路边候驾。皇帝一看见我们,就让一个太监领我们去行宫,走的是只有宫里人能走的后门。我们在那儿用餐,餐具都是银制的。最后我们被带进皇帝住的殿里,我们用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向这位非凡的帝王致敬。

这种大礼是这样行的:凡是第一次见到皇帝的人,进殿以后分两边站立,双手垂于身前。随后所有的人一起跪倒在地,两手按在地上叩头(将前额碰地);然后大家缓缓直起身来,跪片刻后再叩头,共计三次。随后大家站起身来,站立片刻,再跪下三叩首;再站起,再做最后一次三叩首,共计三跪九叩首。

这种大礼只在第一次觐见时举行,以后不再重复,只有中国的新年和在宫中庆贺皇帝生日时才用,那时各阶层的人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举行庆典。行这种大礼时需有大臣在场,大臣做手势或口头下命令,使大家行礼的动作能整齐一致。

在感谢皇帝赐予礼物或食品时也行这种大礼,皇帝照例每年都要有所恩赐的。在其他的场合只需叩一次头,例如皇帝赐宴或赏赐其他东西时,即使是太子或皇亲,也得在接过礼物之前叩头谢恩。

如果要描述中国庆贺新年的那几天,尤其是正月初―那一天的庆典是多么隆重、金碧辉煌和光彩夺目,我可以写满―大张纸,这种盛况是欧洲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我以为,在祝贺新年的半个月里,每晚在皇帝的夏宫里施放烟火,北京一个城市用掉的火药会比全欧洲―整年用掉的火药还要多。

不过我得就此打住,免得我说的故事也随爆竹飞上天空。我还是说说在矿泉疗养地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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