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印度蓝姆迦（　Ramgarh　），训练行军的中国驻印军。

但“新秩序”毕竟远在天边，如何在东方对日作战才是燃眉之急。早在1939年，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就认定美军无法在两洋同时发动进攻；1940年底，在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的建议下，罗斯福决定采纳“先欧后亚”的主张，以德国和意大利为第一期作战对象。1941年12月美日开战后，盟国在西太平洋的海空力量遭遇重大损失，更没有可能立即发动反攻。英美两国遂决定组建西南太平洋四国盟军总指挥部（ABDA-C），并在美国陆军体制内成立中缅印战区（CBI），先使日军向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推进的速度迟滞下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宣称：“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使它能够迫使日本入侵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至于如何反攻则全无规划。

按照美国陆军部的理解，CBI是美方的一个作战单位，应当服从ABDA-C指挥；但考虑到中国战场的特殊地位，华盛顿决定任命蒋介石为CBI名义上的总司令。作为一国元首，蒋在ABDA-C不包含中国代表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服从其调度；而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完全没有考虑到这层问题，反而在1942年2月派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前往中国，担任CBI参谋长兼该战区美军司令，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史迪威既是CBI下属美军部队的主官，又是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幕僚，还负责管理该战区美援物资的分配。一身担负三责，既管军事又管政治，这是强硬直率的史迪威根本无法驾驭的；偏偏日本人在缅甸的推进又异常迅速，史迪威不得不仓促命令中国军队投入作战。

1942年春天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失败造成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第一次争吵：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军队未能表现出足以承担对日反攻重任的战斗力；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在军事上的价值仅仅是“迫使日本在中国保留一支庞大的常规军，并为这支军队提供给养”。蒋介石则认为，史迪威在完全未与中方协商的情况下即要求远征军开往缅甸，使中国白白损失了大量兵员，其能力与动机都值得怀疑。要使重庆方面确信中美联合作战的真实性，华盛顿就必须予取予求地向他提供物资和金钱（1941年美国对华租借物资作价2600万美元，仅占当年租借总额的1.7%），并使一切援华物资由中方自行调用；在这项要求获得满足之前，中国军队将采取守势。

蒋介石的“抗战建国”

相较于美国对华战略的犹豫，蒋介石在对日战争中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很明确。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抗战建国纲领”，设定了四大目标：国际外交方面，本着独立自主精神，联合世界反侵略国家共同奋斗，以消灭侵略、取得和平；国内政治方面，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为宪政实施作准备，并在宪政实施前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意志推行国策；国民经济方面，实行计划经济，以期国防民生相与合一，改造中国为坚强的民族国防体；文化思想方面，发扬固有道德，提高科学知识，启迪民智。简言之，蒋氏打算利用全国一致对外、各党派皆拥护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时机，实现以国民党为唯一核心、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

当然，蒋介石深知单凭中国的国力不足以完成“建国”，他的如意算盘在于：中日战场迟早会融入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之际，就是中国获得“建国”外援之始。从1938年起，他积极鼓吹中日战争国际化，尤其要使“英美法各国能与其他太平洋有关国家共同团结……消除日本所认为不能采取共同行动之幻想”；1940年美日关系趋于恶化后，重庆政府更公开声言“我国当随美国之领导、自无待言”，条件是美方提供“空军与经济之援助”。为了要挟罗斯福，蒋介石甚至暗示中国有可能单独对日媾和，以敦促美方开启租借物资援华进程。到1943年为止，“单独媾和”一直是蒋氏和美国人讨价还价时的要挟条件，并且屡试不爽。

珍珠港事件后两天，国民政府正式向轴心国宣战。蒋介石对这一表态相当自得，他认为美国参战后，中国的“危险已过大半”，中国战区的压力自当由英美来分担。但经历了1942年春天缅甸的失败，蒋氏突然发现假如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不到位，自己用于“建国”的政治和军事资源很可能在对日胜利之前就被消耗完，因此当即决定转入守势。华盛顿对此相当紧张：尽管美国海军在1942年夏天阻止了日方的推进，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工业优势暂时还没来得及转化为压倒性战斗力；倘若中国在此时崩溃、或者在军事方面丧失影响力，美日战事的短期前景难言乐观。

在“先欧后亚”已成定局、军事援华不可能贸然增加的情况下，赫尔国务卿决定开出空头支票，用外交手段激励重庆方面的斗志。1943年1月11日，英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废除过去一个世纪内的一切不平等对华条约，改签平等新约。蒋介石对此相当兴奋，他宣称此举“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但鼓励反而助长了蒋的错觉，他愈发觉得在不战不和的情形下推进“建国”希望甚大，并且沉迷于国内政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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