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5日，美国史迪威将军脱帽对一群中国退伍军人讲话。

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了由陶希圣执笔的最终版“建国”蓝图—洋洋十万言的《中国之命运》。该书前四章大讲不平等条约之百年史，后四章极言“革命建国”道路及其前景，既宣扬国民党作为领导者的正当性，又对中国的政治前景加以谋划。蒋氏把不平等条约描述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无所不包，精神与物质并具的庞大存在；不平等条约既已在国民党领导下得到废止，则“如果今日的中国, 没有中国国民党, 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

这一论调暴露了他和美国人的原则性分歧—蒋介石谈“抗战建国”，是要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美援的现实帮助和国际地位上升的战略机遇期内，完成以国民党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统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不服从因素都将在“建国”的过程中被渐次压服和消弭，美国的军事和财政也必须服务于“建国”的整体目标。

在军事问题上，蒋认为战局的发展迟早会以日本战败而告终，中国因为实力有限，后方经济与社会秩序又濒临崩溃，将不再把对日作战作为主务。而美国对战后的中国政治兴趣不大，国务院积极推进废约，目的是鼓励中国在军事上恢复主动；以史迪威为首的军事部门则要研究，在“先欧后亚”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利用现有资源对日军保持压力。双方既缺乏沟通、又互相怀疑，中缅印战区遂成为一盘死棋。

流产的“大国梦”

进入1943年，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前途成了一个谜：史迪威没能获得足够装备30个中国师的武器，因此无法说服蒋介石在1943年春反攻缅甸；蒋氏期待的英国舰队在仰光登陆、中国远征军从缅甸策应的行动则因英方态度冷淡无果而终。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向国务院报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急剧恶化，随时可能爆发内战。在此情形下，罗斯福、赫尔以及总统特别顾问霍普金斯决定再度动用他们唯一不需付出成本的工具—外交刺激，以“使中国成为大国”为诱惑，鼓舞重庆政府在军事上恢复活力。

刺激的第一步是把中国加入到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签署的《普遍安全宣言》的发起国当中。该宣言规定，中美英苏四国“用以反对其各自敌人进行战争的联合行动将为组织及维护和平与安全而继续下去”，并且要“建立一个普通性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中国第一次被确定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四大维护者之一，而这一地位完全仰赖美国的支持。

罗斯福深知苏联与英国对这一安排并不乐见，他需要对《四国宣言》的条款加以细节化，特别是要使中国“四大国之一”的地位获得可行性保证，因此决定在1943年11月与中苏英三国元首直接会晤。部分因为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给中苏关系带来的障碍，部分因为美国不希望苏联过早介入远东，四国元首峰会并未集中举行，而是先由中美英首脑在开罗商讨亚洲-太平洋问题，紧接着苏美英首脑再在德黑兰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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