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刺激的力度之大明显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启程前往埃及时，他的态度只是将信将疑。但随后的进展让他喜出望外—罗斯福不仅拒绝了在会前就中国事务与丘吉尔提前磋商的要求，而且专诚与蒋介石多次长谈，英国人不禁抱怨“原本在开罗最次要的中国事务，竟占据了首要位置”。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诉求，它承诺中美英将“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这是保证中国大国地位的底限条件，亦是美国设想的战后亚洲秩序的基础之一。

但宣言也给国民党上了一剂眼药：它规定“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这不仅杜绝了蒋介石曾经暗示过的单独媾和的可能性，而且意味着军事胜利始终是处理日本问题的基础，中国必须证明它对赢得战争具有足够的重要性。不过开罗会议在中国战场的军事问题上没能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美国实际上仍然指望国民党在得不到足够援助的情况下继续战斗下去：除了“大国地位”这个体面的奖赏，别无他物。罗斯福似乎也没有提醒过蒋介石：倘若中国不能在对日作战中表现出主动性，它在未来将承担多么大的代价。

开罗会议结束后不到半年，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由华北经华南攻入西南。长期处于防御状态的中国军队在装备、补给和士气方面的不堪状况在此役暴露无余，美军在华的多个航空基地因此遭遇严重破坏。在此期间，蒋介石和史迪威也再度翻脸，最终导致罗斯福亲自下令召回史迪威。此时美国陆海军在中太平洋方向的进攻已取得优势，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4年10月决定：太平洋战场的反攻由菲律宾直接指向日本西南诸岛，放弃在中国战场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打算。这等于是给中国的军事价值判了死刑。1945年2月，罗斯福又在雅尔塔和斯大林达成协议，对苏联加入对日作战和它在战后远东秩序中的角色做了新安排，对中国的政治承诺也撤销了。

存在于中美两国政治、军事和外交路线中的多重分裂，使得开罗会议最终成为了完美的画饼—美国许诺中国以大国地位，但在“先欧后亚”的战略前提下，它不可能给予中国以建成此种大国地位的经济和军事保障。蒋介石则无比看重“大国”承认为他的“抗战建国”理想提供的合法性，但他显然忘记了，中国必须靠它的战场表现去交换这种目前还停留于纸面的“大国”地位。高斯大使在1943年就已观察到：“中国人确信欧洲战争不久即将结束，因此美国将会击败日本；中国人疲倦已极、筋疲力尽，装备也太差，不可能作出更大的努力，特别是在这些努力也许并不必要的时候；中国人可以宽舒地休息一下，保持他们现有的所得，与日本人对峙，一心筹划中国战后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这种“筹划”在经历过1944年的军事和经济打击之后，最终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了。

文/刘怡 来源：时代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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