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中美历史学家对开罗会议的评价为何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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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的同盟:开罗会议背后的中美博弈

[摘要] 20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关系简直就是一场“纠结”,围绕开罗会议产生的一系列神话和批判,正是这种“纠结”的直接体现—中国视三国宣言为结果,它关于战后亚洲秩序乃至中国大国地位的设定

开罗会议
1943年11月,蒋介石、宋美龄与罗斯福(左二)、邱吉尔(右二)在开罗。

以“二战”来说,1943年可视为那场遍及全球的毁灭性战争的分水岭—日本人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遇决定性失败,墨索里尼政权垮台,西北非和意大利大部落入盟军手中。但回到历史现场,当事人远不能肯定这种转变仅是偶然还是已成定局。这年春天,日军以6个师团兵力向洞庭湖以西进逼,进入11月,战线延伸到常德。当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在11月中旬前往开罗、参加与英美首脑的第一次战时峰会时,他最关心的仍是长江中上游战况。至于会议本身,“应以澹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蒋介石日记》),不必抱太高期待。

这种谨慎消极的姿态,在短短一个月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开罗返回后,12月19日,蒋氏在第28期党政训练班结业聚餐上做题为“参加此次会议之观感”的演讲,言语间对印度、埃及等“殖民地人民之缺点”颇不以为然,开始以大国领袖自居。到了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更亲自定下基调,对峰会成果作再三重申:“发表中美英三国宣言,认定东北和台湾,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这实在是我们中国百年来政治外交上最大的胜利。”在此之后,重庆政府发动了一系列宣扬开罗会议成果的舆论战,持续至夏季豫湘桂会战进入关键阶段方作罢。

对开罗会议的这种态度反复不仅出现在亲历者蒋介石身上,中美历史学家于此次峰会的评价也是大相径庭。1949年前后的中国政府均认为开罗会议是中国被承认为国际社会重要主体的决定性证据,这次会议中,中国破天荒地采取较为自主的姿态介入国际事务,尝试按照西方认可的法理程序和外交途径界定并争取自身利益,取得可观成果。直到今天,当涉及诸如钓鱼岛、台湾等主权问题的阐释时,《开罗宣言》依然被两岸政府作为直接依据和国际法文件加以引述。与之相反,在研究战时中美关系的众多西方著作中,开罗会议往往只以过渡者的身份出现;邹谠的名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被公认为探究对华政策成败的必读书,但其中关于开罗会议的章节只有不到一个页码。

历史学家赫伯特·菲斯曾感慨,20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关系简直就是一场“纠结”(Tangle)。围绕开罗会议产生的一系列神话和批判,正是这种“纠结”的直接体现—中国视三国宣言为结果,它关于战后亚洲秩序乃至中国大国地位的设定被认为构成一种承诺;而美国只把这种设定当作“可能”,“可能”是否转化为“必然”取决于现实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日后的历史证明,中国无力承担维持“大国”神话所需的成本,“可能”也就成为空谈。而造成双方巨大认识歧异的深层因素,早已埋藏在19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并直接导向了1949年前后美国政府与国民党当局的翻脸:这也是美国政界一度热炒的“丢失中国大陆”问题的渊薮。

从“门户开放”到“先欧后亚”

开罗会议中中美分歧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在中国战场的战略目的,其实有明显的不同。在中国近代史有一非常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当时任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1899年发明这个词组时,它包含有两项目标:其一,美国乐见“各国对华商业机会之均等”,这和华盛顿视为国本的海洋性经济的特征是一致的;其二,“为得此项机会均等,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美国反对由单一强国控制中国。这两项目标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坚决贯彻,长期以来人们也相信它们是19-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的纲领。

然而,后世的历史学家,如“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在1951年就已发现,“门户开放”的重要性和实际效果被夸大了:它更像是对既定秩序的承认,而不是切实的行动指南。列强在华利益的均衡是由中国广袤的疆域和西方国家进入中国的顺序决定的,美国只是承认了这一局面,却不打算付出成本。在“庚子之变”后俄国入侵中国东北、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东京决定全面侵华的关键时刻,美国从来没有站出来以经济和军事手段维持“门户开放”。即使在日本飞机公然炸沉停泊于长江的美国炮舰“帕奈”号的1937年12月,罗斯福总统也只是息事宁人、接受道歉了事。

当然,对南京国民政府这个有着明显亲美色彩的政权,华盛顿是抱有好感的。1933年9月它决定给予中国5000万美元棉麦贷款,1936年签署的白银协定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中国的币值,并在1937年后缓解了抗战军费带来的压力。1938年9月,美国再度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1940年又达成了关于2000万美元华锡贷款和2500万美元钨砂贷款的协议。1940年11月底美日矛盾趋于公开之际,华盛顿宣布一次性对华贷款1亿美元,用于购买非军需品和稳定财政。以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为首的大部分美国外交官在1941年就已认定:“在战争中和战争后,应当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它享有与强大的西方盟国平等的地位、并应得到复兴。这不仅是为建立战后新秩序作准备,而且是为了在东方实现稳定和繁荣。”这也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远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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