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几点思考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爆发的大背景是，二战后美苏两大集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进入到冷战形式的对抗状态。朝鲜战争发生在冷战格局形成之初，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斗争十分尖锐，敌对的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着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越南战争则发源与50年代末60年代初，此期世界局势动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加深，社会主义阵营在中苏关系恶化后呈分裂、瓦解之势，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新的政治力量——不结盟运动形成，国际战略格局出现重大变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作用逐步上升，意识形态的作用有所下降。与此同时，随美国核垄断的被打破，以及核武器的发展，使美苏双方开始谋求势力均衡，既争夺又妥协，争取将对抗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更多的国家卷入冲突和危机之中，避免将有限战争扩大成世界大战。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机制逐渐成熟。

就中美之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中美之间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接触。尽管到60年代初，这个会谈没有在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但毕竟使中美两国于互不承认和对立的情况下，保持了一条沟通的渠道。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在1958年和1962年的台海危机中，为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也已进行过比较有效的沟通。

由此，中美两国在这两场战争中进行信息沟通的过程，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但是，就更深层的意义考虑，即从冲突反应和危机处理的角度，从在消弭危机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信息沟通的要素方面，比较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把握冲突、控制危机的变化过程，总结冷战中这方面的教训，还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第一，公开宣言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有效的信息沟通方式。

在冷战的敌对状态下，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环境中，冲突双方通过发表警告性或威慑性的社论、声明或宣言，公开传递信息，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双方缺乏基本的信任，又处在严重对立和隔绝的状态下，这种单一的沟通方式虽被认可，但是其内容却往往遭到冷落。本来是有意要转达的信息，结果却被对方看作是一种恐吓或要挟的手段，不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方面多次通过公开方式暗示或表明中国介入战争的界限，就是没有引起美国方面的认真对待。而美国在报刊上不断表示没有进攻中国的意图，这在中国人看来，也无非是欺骗性的宣传。

第二，建立长期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是及时互通信息、缓解危机的必要手段。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敌对或对立的双方只有平时在政府间或领导人间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并经常保持这一渠道的畅通，才能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起到及时互通信息，从而缓解或消除危机的作用。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之间联络的过程说明，对于解决危机来说，这种方式事实上比任何公开声明都更为重要和有效。而在朝鲜战争时，由于中美之间缺乏这样一条渠道，又不能保证临时寻找的渠道畅通无阻，结果中国既未能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美国也未能阻止中国跨过鸭绿江。如果中国方面能够把出兵底线的信息及时地、明确无误地传递给对方，美国方面或许能够把握住这次避免重大冲突的机会。相反，当对方的决策已经做出，迟到的信息即使得到正确理解也已经为时晚矣。

第三，选择信息的传递者，也是保证双方沟通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敌对双方之间，要开辟私下或秘密沟通的渠道，对信息传递者的选择也是十分重要的。毫无疑问，其人必须是冲突双方都可以接受或信任的人。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在转达最具威慑性的意图时，却选择了一个遭到美国排斥的人——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策。其结果自然令中国方面信息传递的效果大打折扣。与此相对照，在越南战争时期，中美之间一方面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华沙大使级会谈进行接触，一方面在启用非正式渠道发送消息时，选择的信息传递者是得到美国人支持的巴基斯坦总统和美国的盟友英国人。事实证明，这种选择不仅保证了口信的迅速送达，而且还增强了它的可接受度，由此提高了信息沟通的有效率。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