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当时并不知道美国的这个条件，而且为了制敌先机，也不可能公开宣布自己的出兵计划，而宁愿采取私下暗示或公开警告的方式，让美国人知道中国出兵的这条底线。8月末，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民生工业公司的经理陆少夫。他谈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朝鲜人民在满洲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军事上的帮助，中共不会忘记并应有所报答。同时特别强调说：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了三八线，那么他本人“将处于派遣中国军队去营救北朝鲜的极大压力之下”。因此，毛泽东请陆少夫提供帮助，使美国人注意到这一点。这件事当时被报告给了加拿大驻联合国的官员。加拿大人提出，毛泽东可能会利用印度驻北京的大使，或者荷兰、英国驻京代办作为同华盛顿联系的渠道。 此信息加方是否传达给美国，目前尚无材料证实，不过，中国确实在利用上述渠道设法进一步与美国沟通。

当9月15日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之时，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迫使毛泽东迅速做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与此同时，为了争取中国最终不必介入战争的前景，中国领导人反复向美国发出警告性信息。9月21日，华盛顿便已收到美国驻印度大使哈德逊的绝密电报，称潘尼迦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后认为，如果美军侵犯三八线以北地区，中国可能会介入。 22日，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承认“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力回去保卫祖国”，表明了中国坚决支持朝鲜与美国斗争的决心，也暗示性地对美国进犯朝鲜北方的企图提出了警告。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潘尼迦明确指出：“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中国也“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 周恩来则于30日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国庆大会时，更为严正地告诫美国政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公开发表的正式声明，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趾高气扬的麦克阿瑟正在安排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中国的警告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这样，在中国的安全利益已经受到实际威胁，以及苏联和朝鲜也明确请求中国出兵的情况下，毛泽东最终下定了出兵的决心。鉴于多数中国领导人对于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是否能够取胜没有把握，对出兵持有异议，毛泽东一方面决定再次召开高层会议商讨，一方面向美国发出了最后的信号。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潘尼迦，再次郑重表明中国的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在谈话中，周恩来特别强调的是美国军队而不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 换言之，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行动。潘尼迦表示，他将把中国的这一立场立刻报告尼赫鲁(Pandit Jawaharlal Nehru)。 当日，美国国务院收到了从新德里、莫斯科和斯德哥尔摩等许多地方发来的报告周恩来召见潘尼迦的电报。但是，杜鲁门却认为潘尼迦不过是共产党的一只传声筒。在美国人看来，潘尼迦是一个过于同情共产党的人，而且在1950年7-9月的短短几个月中，他不是预言共产党很快将进攻台湾，就是忽而认为中国人不太可能介入朝鲜事务，忽而报告说中国方面有可能出兵干涉。 因此，其人绝非可靠的信息报告者。至于周恩来的话，美国方面则把它当作是为了阻止联合国通过即将表决的八国提案而发出的恫吓。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虽然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警告，却又说它“不是一个官方政策的声明”。 尽管当时荷兰方面已有情报通知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深入北方，中国可能会在“情急时”采取行动， 中央情报局也向联合国军发出了有关共产党军队即将跨过鸭绿江的明确警告，但此时北进的联合国军已如脱缰之马、离弦之箭，这些意见和信息，都无法再改变白宫的决定了。

10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派兵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最后决定。10月7日，美国开始了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直到这时，美国仍然希望传递口信以制止中国做出激烈反应。美驻印度大使曾请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向中国方面传话，表示希望与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举行非正式晤面，以解释美国的行动并无对中国的敌意。而此时中国已经做出了决策，毛泽东不再需要美国人的任何信息了。11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呈送的报告上批示：不要见美大使。 毕竟，美国政府已突破了中国的底线，从反击北方进攻、重新恢复三八线分界，到进击北方、抹掉三八线分界，彻底改变了它以前确定的军事和政治目标。至此，中国只能背水一战。美国的军事行动将朝鲜战争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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