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信息的表述必须明确，以免对方在解读信息时产生误解和迷惘。

在冲突的双方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甚至是起码的了解的情况下，信息的表达必须是明确和清楚的，否则便难免由于对方的误解和迷惘而失去其效应。比较周恩来在越南战争中所反复表述的中国的四点立场，那么，他在朝鲜战争期间向美国人传递信息时使用的北京“要管”的说法，的确还不够明确和强硬，再加上美方对信息传递者的不信任，这一信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是必然的。

第五，对于信息的解读应该从实际出发，避免过多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

对于信息的理解及其真实性的判断，其实比信息的传递更为困难。在冷战年代初期的冲突双方，本来就缺乏相互信任和了解，双方的决策机制和游戏规则也不相同，特别是在审视对方时，又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状况使得对立双方往往无法客观地判断对方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于是，盲目的认识造成对信息的误读误判，进而导致决策的失误。即如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先是把朝鲜战争爆发看作是共产党国家在全球发起总攻的开始，既而做出全面干预战争的决策；后是把中国关于越过三八线的警告视为恫吓性宣传，因而无所顾忌地大举进兵北朝鲜。而到越南战争时，这种情况已大为改观。美国经历了朝鲜战争中与中国的军事较量，已知道中国人确实是说话算数的。约翰逊记取了杜鲁门的教训，在解读中国方面的信息后，严格控制美国的军事行动，小心地避开中国划出的战争底线；而中国也始终同美帝国主义者这个多年来被视为战争贩子的头号敌人保持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这样，中美之间最终避免了一场新的战争。

总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信息沟通的历史表明，在现代社会，有效的信息沟通有可能削弱冲突，消除危机；而信息沟通的阻断，则会导致危机的升级，乃至陷入战争的泥淖。特别是在敌对或冲突的国家之间，寻求和保持较高层次的、有效的接触是完全必要的。这样才能在关系恶化或出现危机时，为双方沟通信息、缓解危机、消弭战争提供机会。

当然，过分强调信息沟通对解决冲突和危机的作用，不免有失偏颇。毕竟冷战年代的国际关系中，充满国家安全、民族利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左右局势发展和变化的各种复杂的因素，而战争动机的多样性和战争目标的专一性，也不是完全凭借信息沟通就能理解，就能将纠纷化解的。不过，这已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

注释略。

文/李丹慧

本文收入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教授朴斗福主编：《朝鲜战争与中国》（论文集），BAIKSAN Publishing House，2001年6月韩文版。也见于《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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