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改善中美沟通的另一种视角:由“战略透明,互为人质”为起点

文化 alvin 365℃ 1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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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中美关系进入“深水期”的时代背景下,以军事与战争主题为缘起,重申美国以基督新教观念区分敌我阵营的观点,提出中国是否有以同理心对待美国基督新教观念的可能,进而考虑由“战略透明,互为人质”为起点寻求改善中美沟通的务实路径。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中,视角优于观点。以本文为例,如果不能从研究对象思想和行动的起点思考问题,则很难理解其言行。“换位思考”的风险固然在于因“考察”而混淆“立场”的尴尬,但研究中基于事实的思辨应是不受限的。

冷战结束后,但凡论及中美关系,似乎没有哪个时期像当下这样令两国朝野各界感到忐忑。如果试图从美方的角度去看待现在的情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Carla Park Freeman)的观点就颇有代表性:“我认为有人试图重新调整对美中关系的说法,认为美国试图说服中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努力失败了。特别是在华盛顿,我们听到了有许多人在这么说”1。但是,当我们以“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在更大尺度与更广维度上来考察中美关系时,可能会感到傅瑞珍“目前两国关系的事实是,山上有两只猛虎,这两只虎之间必须有一场搏斗”2的说法颇为吊诡,因为她所说的“目前”并不像这40年间一开始的那10年——彼时,双方的关切似乎更聚焦于基于军事乃至战争的安全问题。而当下关于贸易问题的折冲樽俎即使出现最糟情形,也不会像安全问题的一般结果那样激烈到让所有人立刻感到难以承受。

这种吊诡的感觉在中美建交40周年的历史中如影随形,势如双方郑重其事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核心关切时却时时深觉鸡同鸭讲。回顾过往,除了各个层次的“利益”之外,看起来似乎没有别的其他事物能够成为双方达成共同认知的基础。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个论断广为人知。事实上,“利益”不一定是永恒的,因为所谓的“利益”都是受限条件下的所指。

本文并不致力于中西学理的精研、解读、阐发和套用,只是尝试以“利益”之外的考量对中美沟通中美国一方思想和行动的起点做一考察和侧写。笔者认为,鉴于中美关系领域诸问题的复杂性,没有什么毕其功于一役的撒手锏或“银弹”3可言。多一种声音就多一种角度甚至是一种政策选项。即便这种声音会被称之为荒谬或狂悖,但很难说荒谬与正确/狂悖与务实的互换和黑与白/阴与阳的相互转化有本质的不同。需要说明的是,所述观点未必见得有什么洞见和新意,但老调重弹的目的无外乎自觉这些看法颇为重要,需要反复强调罢了。

美国以基督新教观念区分敌我阵营的近世简史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4。毛泽东的断言对中国革命如是,对美国之路亦如是。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美国衡量敌友的标准除了人尽皆知的“利益”外,还有一些别的声音——基于基督新教的善恶观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如果从“没有限度的暴力行为”5即战争这一视角对美国的敌友判断问题予以观瞻,其最高标准是宗教观念。2019年是同盟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欧陆行动75周年。75年前的D日6,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全国广播讲话中以这样的话语开篇:“全能的上帝:我们的子孙,我们国家的骄傲,在这一天开启了一场伟大的行动,为维护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宗教,以及我们的文明而奋战。”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则将其称之为“伟大的十字军东征”7。在血肉横飞你死我活的时刻,不去强调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而是在宗教问题上浓墨重彩,这正是美国人的做派。这种美国式的直抒胸臆并不完全是惺惺作态。

在绝大多数人笃信基督新教的美国8,《圣经·新约》启示录中“世界末日会有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善恶之战,此役之后将是耶稣基督的再临和千禧国的实现之际”的战争景象深入人心。当人们从乐观的19世纪迈入悲观的20世纪,见识了一战的爆发和纳粹的兴起时的末日景象时,基督教跨越千年的训诫又一次开始在欧美各国的上空萦绕。普通民众从基督教中得到的首先是慰藉。二战期间,“当英国遭受纳粹轰炸时,路易斯9曾多次应邀到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就人类面对苦难和死亡如何坚定信仰发表演讲,极大地鼓舞了英国军民的士气”10。此后,欧美人开始用“邪恶”去谈论和书写“社会主义”。英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讨论了“纳粹的社会主义根源”11,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更是认为,当欧洲的自信被一战摧毁后,“新型的恶”12接踵而至。在他看来,这种“新型的恶”既是法西斯主义,又是共产主义。

福山认为,“在高效的警力、群众性政党和试图控制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极端意识形态的支撑下,这种新型国家(极权主义)13开启了一项妄图统治世界的新计划。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这两个极权主义所犯下的种族屠杀,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先例,从许多方面来看,正是现代性14本身使其得以可能”。15他还提出,“如果没有道德的进步,技术的力量就只会促进邪恶目的”。16在论及道德问题时,福山则认为存乎某种普世的观念——“基督教第一次提出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并由此为世界上所有人构想了一个共同的命运”17。所谓的共同命运就是实践基督教理念的社会秩序,建立起自清教徒跨渡美洲以来就想建立的基督教王国。批判者关于“自由民主受到两种主要的敌对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挑战”的论断也深深地植入了美国人的脑髓,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思想钢印”18。

二战结束,法西斯国家虽然被摧毁了,“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虽可以缓和,但这种冲突以及世界末日战争的可能性,从未完全排除掉”19。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除了在英联邦和美国——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在婴儿时代——共产党,即第五纵队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的谶言已然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继而铁幕落下,东西冷战开启。

苏东红旗落地之后,中美关系从以安全为关切为核心向以贸易关切为核心转变,过往的30年,无论是将中美关系冠以“战略伙伴关系”也好,还是“利益攸关方”或“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也罢,在中美关系的风云变幻中,贸易关系似乎成为了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是,新近以来,以哈德逊研究所演讲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事件表明,即使是在贸易问题上,美国对中国的诘问也开始全面升级。究其根本,美国质疑的不仅是中国是否能够遵循既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的规则和规范而不是另起炉灶自行其是,更是美国过去因一时的现实政治需要避而不谈的“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是否终究难以逃避——如果说这30年就是傅瑞珍所说的“美国试图说服中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努力”所预计的时限,那么,在中美建交40周年的时刻,一个因极限而可能出现的预设拐点是否可能到来?

在中美关系领域诸问题上中国是否有以同理心对待美国的基督新教价值观之可能?

提问即疑问,笔者并无结论或是倾向性的看法。

从悲观的角度看。对于美国的基督新教价值观立场,中国学者于歌提出了一个一揽子看法:“中美现在的对立,究其本质,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社会主义无神论与基督教有神论的对立,是传统的儒家式的务实主义与基督教追求天国精神的对立,是复活的佛教意识与基督教反偶像崇拜精神的对立,是固守传统价值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努力与试图将世界纳入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努力之间的对立。背后,是美国的基督新教信徒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较劲,是美国基督徒与中国传统力量的较劲”20。

我们可以不赞同上述看法的部分或全部,但并不影响我们以上述看法为假设来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相关问题,由此可以方便理解前文所述的“思想钢印”——特别是对“邪恶”和“末日战争”的理解。

用“邪恶”去形容国家行为体,用“末日战争”来指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或武装冲突,把“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印在美元上的美国人是这样解读的:“美国应该向太平洋挺进,占领中国和日本的门户,首先抵制住日本人的反基督教势力21,然后为防范黄种人中国的崛起做准备”22。但这只是手段,终结目标则是“摆在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异域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入自身的理念之中”23。

对习惯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国人而言,既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论断,具体到兵事,又有“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领悟,用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词汇去严肃地讨论兵戎,不仅会在心理上感到讶异,还会在情感上难以接受,更是在理智上不可理解——中国人可能会更多地认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原因主要是中美在“谁是全球家长”问题上的利益冲突,中美双方即使要规避冲突,其指向也应该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而非其他。

一个是In God We Trust,一个是无神论,这似乎从起点上就直接否定了本节的提问。

从乐观的角度看。美国人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在其著作Jesus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中指出,中国的主流传统意识形态虽然远离神,但并不敌对神,在中国有众多信徒的佛教虽只有偶像崇拜而不信神,但不敌视。此外,艾克曼认为,由于中国曾在历史上对基督教表现得非常友善和宽容,即使今日之中国坚持无神论,也不会是基督教世界致命的敌人。

艾克曼甚至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中国有可能变成像其邻国韩国那样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并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基督教大国,成为世界重要的福音力量。由此,中国因为在价值观上与美国的一致而受到美国的欢迎,并将因此跳出“文明的冲突”,与美国共同建设和维护世界的文明秩序。同时,美国将会支持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台湾问题迎刃而解。而中国又会因为和伊斯兰国家有着传统的良好关系,最终将成为向伊斯兰国家传播福音的重要力量。

艾克曼著作的中文译名直译为《耶稣在北京:基督教正在如何改造中国以及改变全球的势力均衡》,授权中文本译名为《耶稣的羊驯服中国的龙》。艾克曼的著作流传已有16年,从国人感同身受的体验来看,却与中国当下的现实国情有着相当隔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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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美之间矛盾加大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的产业逐步向价值链的中高端发展,这样欧美过去那种凭借科技金融技术乃至军事的优势,躺在那里就可以发大财的日子越来越不容易维持(虽然还能维持)。如果中国继续用几十万件衬衣去换一架波音,而不是自己造大飞机,中美间的关系一定不至于这么难处。意识形态问题也一定没什么可大谈特谈的。
    匿名2020-01-01 21:02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