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命运

自二战结束以来，与麦金德理论相比，斯皮克曼理论的重要性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战后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强国相对于边缘地带的优势掩盖了边缘地带的真正重要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们普遍都以麦金德的视角来看待斯皮克曼的理论，而这点恰恰是抹杀了边缘地带在现代世界政治中的核心地位。事实上，自 16 世纪以来，边缘地带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中心，这里不仅是曾经开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航海大发现的起源地，而且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挑战者，即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与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都是位于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强国，而有关它们失败机理的考察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陆海复合型强国战略地位的认识。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边缘地带强国争霸努力所以屡次遭受失败，根本上乃要归因于贯穿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际关系的大均势机理，这种机理得以保存并持续运作的关键，是每当一个潜在强国可能以强制手段来统一欧洲时，欧洲大陆东西两翼必然会出现制衡它的力量，这些力量通过将欧洲以外的资源引入争夺欧洲霸权斗争的方式阻止了霸权国的胜利，当欧洲大陆东西两翼的平衡力量同时发挥作用时，将迫使霸权国从事一场极为消耗资源的两线战争，由此造成的必然结果也就是欧洲均势不断得到恢复。一般来讲，从 1494 －1945 年，由于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大都是欧洲国家，且欧洲区域体系主导了世界其他地区，因此绝大多数理论家往往将那种在欧洲国家体系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均势逻辑看做一种普遍规律，即一种能够脱离特定的地理政治环境而独立运作的机制。但事实上，1494 －1945 年的欧洲国际关系实质上是欧洲国家体系特定的地理政治环境的产物，这种环境的首要特征是位于欧洲大陆东西两翼的强国，首先是西方海洋强国，其次是东方大陆强国，不断以欧洲以外的资源来干预欧陆局势，从而最终阻止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欧洲统一倾向。显然，任何为反对共同的霸权威胁而形成的制衡同盟确有其内在逻辑，但历史上反复遭到毁坏但又反复得到修复的欧洲均势并不归功于这种逻辑，而是归功于欧洲西翼的主导性海洋强国( 主要是英国) 和欧洲东翼那个在人力和资源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大陆强国( 最早是奥地利，但主要是俄国) 。

从表面上看，主导性海洋强国历来关注欧洲以外商业与市场的扩张，而历史上出现的挑战者国家则历来关注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土争夺，由于活动在不同的战略区域内，因此这两类国家间似乎不大可能因利益冲突产生碰撞。但与此相反，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与欧陆霸权觊觎国的碰撞不仅带有明显的规律性，且主导性海洋国家在反抗欧陆霸权觊觎国的过程中总是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源主要就在于，一旦某个大陆强国取得了欧陆霸权，必然将威胁到主导性海洋国家的根本利益，因

为欧陆霸权将会使一个大陆强国获得足够的资源，从而有能力动摇主导性海洋国家在经济和海军上的领先优势。首先，一旦某个大陆强国取得欧陆霸权，它同时也将会处于一种在洲际远程贸易领域取得霸权的绝佳位置上，因为追求欧洲霸权必然使霸权觊觎国寻求对相邻的经济繁荣源泉的控制，而这点在现代历史上通常意味着寻求对意大利北部或低地国家的控制，这种控制不仅能够带来相对财富的快速增长，而且有望能够使霸权国在海洋能力上获得急剧提高。其次，一旦某个大陆强国取得了欧陆霸权，它同样也将有能力使欧洲大陆的市场对主导性海洋强国完全封闭，历史上的霸权觊觎国( 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及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 追求欧洲区域霸权动机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大陆经济区，而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用以对抗主导性海洋强国的重要手段则是不同形式的大陆封锁体系。

自 1648 年以来，主导性海洋强国的优势都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即大陆均势及经济与海军上的领先优势，两者密切联系，因为任何维持大陆均势的实践根本上都将会有利于主导性海洋强国保持自己在经济和海军上的相对安全。正因为保持大陆强国间的均势关系到其切身利益，因此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及其继承者都有着强烈动机去阻止任何单一强国取得欧陆霸权，历史上边缘地带强国争夺欧洲霸权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主导性海洋强国对欧陆局势的不断干预。由于主导性海洋强国的核心利益并不是大陆上的领土扩张，而是保持大陆强国间均势以防止其核心区域为任何单一强国独占，因此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与许多大陆强国( 尤其是那些与强邻接壤的国家) 在维护现状问题上存在着平行利益。由于大陆国家对区域均势的敏感度远高于它们对全球均势的敏感度，因此历史上陆海复合型强国的称霸努力( 这种努力首先改变的就是区域均势) 总是会遭到某个历史时期的主导性海洋强国与大陆邻国的双重夹击。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强国由于其战略上的实际需求，因而它们在崛起过程中都会进行不同程度的海洋转型，但历史上法国和德国进行的这种转型最终都触发了欧洲国家体系赖以延续和维持的大均势机理，并且最终都遭到了失败。而这点同样也意味着，由于陆海复合型强国在发展海权时往往要承受陆海两方面的压力，因此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其崛起过程中进行的海洋转型及发展海权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应当被置于一种合理的大战略框架下，唯有如此才能够有望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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