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当代中国的海洋转型及相关问题
与历史上的陆海复合型强国一样，冷战后中国的崛起进程同样也伴随着规模巨大的海洋转型，这种转型的首要动力是来自冷战后中国史无前例的外向型发展。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当代中国海洋转型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历史上陆海复合型强国进行的类似转型而造成的消极后果，这其中最迫切的问题有三个： 一是对全球化时代海权地位的认识，二是对海上力量的战略构成做出明确规划，三是对由此而可能引发的区域局势复杂化及主导性海洋强国的关注有足够的心理及外交上的准备。
海权在历史上对相关国家的发展确实起到过独一无二的作用，但海权的作用根本上乃是以特定历史时期的技术条件和发展要素为前提的，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经济要素的转变，海权对一国发展起到的作用也是在不断地降低( 这种降低当然也是有底线的) ，即是历史决定了海权的地位，而不是海权决定了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中国在海洋转型的过程中急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必须正确认识海权对中国发展的作用。海权在历史上确实曾起过重要作用，尤其自马汉的“海权的影响”系列著作问世以来，海权的地位更被抬高到异常显赫的地步。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汉对海权的论述是建立在历史上少数海洋国家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且他考察的也是一个贸易和海军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时代，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马汉的海权思想在当代世界的适用性都是要受到严格限制的。从根本上说，马汉的海权思想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前提基础上，即海洋经济是决定一国经济繁荣的关键性要素且技术进步不会对海权的作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然而，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技术进步导致的主要后果，就是使马汉的海权思想赖以立论的两大前提在现代世界中根本无法成立。首先，现代世界中的海洋经济对国家经济繁荣已经不再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技术进步已经彻底取消了海洋经济在生产、运输和贸易上曾经享有的那些优势，现代世界中的海权与经济繁荣间的联系与马汉揭示的正相反，即现代世界中是一国的经济实力决定海权的兴衰。其次，马汉所以认为海权相对陆权而言有更大影响力，还在于以往时代的技术条件使那些享有幅员优势的大陆强国的潜力没有被充分地发掘出来，但技术进步不仅使这些国家拥有了有效开发自身潜力的手段，而且使它们更可能赢得一场大规模持久战争，即海权在经过工业化改造后的现代世界中已经不再具有以往的那种影响力。
由于地理政治上的局限性，陆海复合型强国不太可能将资源全部都用于海洋发展，而这点同样也意味着陆海复合型强国不太可能发展出一支足以与主导性海洋强国匹敌的海上力量，因此，陆海复合型强国在进行必要的海洋转型时，不仅要充分认识到自己能力的限度，更重要的是必须对自己需要一支什么样的海上力量( 尤其是海军力量) 有一个明确认识。笼统地说，海权对当今中国发展将起到两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是拓展在西太平洋的防御纵深，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东部地区的安全； 二是保障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以此来保障中国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在理论上，尽管实现这两个目标的要求不尽相同，但两者可能都需要发展一支与任务目标相称的远洋水面舰队( 尤其是航母编队) ，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岸基力量在常规制海能力上有无法达到的死角，而唯有强大的远洋水面舰队才能够完成相关的任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目标所要求的都不是发展一支足以与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匹敌的远洋舰队： 首先，拓展中国在西太平洋上的防御纵深可以有效地得到岸基打击能力和众多数量的远洋潜艇的支持，因此完成这一防御性任务需要的水面编队根本无须与执行进攻性任务的海军编队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同一级别，因为防御方的水面编队在此情况下实际上是起到“绊索”的作用，即它是防御一方启动更大规模的打击( 甚至是核打击) 的门槛。其次，战略性海上交通线大都是国际通道，这些航线的安全都是由包括最大海权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负责，因此不需要一国为此去单打独斗。对一个大国而言，当它的海上交通线面临被切断的危险时，实际上已经是处在大规模战争的边缘了，而且在此情况下，其威胁来源只能是最大的海权国，而这点也使得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对保障海上交通线起不到多少作用。
除合理的战略目标与恰当的兵力结构外，当代中国海洋转型需要克服的另一障碍是来自主导性海洋强国与周边邻国的双重压力。历史上陆海复合型强国进行的海洋转型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这种双重压力，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强国在防止边缘地带强国的崛起上存在明显的共同利益。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当代中国海洋转型过程中首先遭遇的将是来自周边邻国的压力，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是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相关问题上遭遇的一系列挑战，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明无意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但这种说法针对的乃是全球均势而不是区域均势，而后者才是周边邻国关注的核心。如果要有效消除周边邻国的猜疑和压力，中国必须努力建立起一系列区域性的国际制度，而中国在此过程中需要明确的，不仅是必须要塑造能够对自己及邻国形成约束力的制度机制，而且要容忍区域外强国的参与，因为没有区域外强国的保障，中国很难与周边邻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制度。除周边邻国的压力外，当代中国在海洋转型过程中还将会遭遇到来自主导性海洋强国兼体系领导者的压力。除实力上的领先外，主导性海洋强国相对于崛起中的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另一个优势，是它们在防止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崛起上与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具有共同利益，这也是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强国所以能够多次成功地构建针对挑战者国家的大同盟的关键。除战略上的优化外，当代中国在应对这类压力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必须努力塑造一种真正具有开放性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国际秩序，主导性海洋强国的核心利益之一就是要保持欧亚大陆上的核心区域对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开放，为此中国不仅要容忍主导性海洋强国参与区域制度建设，而且要真正确立起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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