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50年代末，通过以美国在各海外军事基地的巨大开支造成的国际收支赤字的形式过量提供的流动性已经造成了美元过剩。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很多人认为美元的价值被高估，美国国际收支的赤字迟早会导致美元的大幅度贬值，这成为资本外流的推动力。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美元的过高估值使美国企业在海外市场有较强的购买力，因为被高估值的美元压低了美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价格；其次，对美元贬值的持续预期使得在那些货币预期升值的国家进行投资显得更加有利可图，因为在美国国内投资成本过高。

如前所述，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两次急剧贬值，每一次都引发了石油危机，因为欧佩克成员国竭力避免出口石油给它们带来的损失。这些剧烈的变化进一步把资本推出了美国。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使美国企业持有的国内资产贬值，相反，国际资产不断升值，这在货币升值的国家尤其明显。与此同时，急剧上升的能源费用给国内生产造成了沉重负担。这次恶性通货膨胀大大地恶化了美国制造业的国内生产环境。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政策环境开始偏向金融业，冷落制造业。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 ）用高利率的激进措施对付通货膨胀，加之罗纳德·里根（Ronald Regan）的强硬美元政策从两个方面给美国制造业造成了巨大压力。高利率大大增加了国内融资的负担，降低了美国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同时，高利率吸引了巨额的海外资本流入美国市场，这加大了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导致美元的升值。美元升值暂时减少了资本外流，同时却严重削弱了美国制造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导致美国经常帐户的赤字急剧增加。1985年《广场协议》（the Plaza Accord）签订后，经常帐户的赤字的确减少，但对美元贬值的预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企业向海外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体现资源配置效率原则的价值链生产理论代表了美国企业战略的主流思想。该理论的应用无疑使外包业务的实践得到广泛推广，从而进一步加速了美国的资本外流。

为了更多盈利而投资海外成为美国制造业普遍的做法。在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capitalism）的鼎盛时期，美国企业的所有权被分散以达到扩大股东群体的目的。专业经理人管理的财务独立的企业变成一种社会制度，通过就业机会、产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渠道向社会提供不断增加的工资和日益优惠的社会政策，③一群进步的企业家精英能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④然而，随着从金融视角管控企业的实践大行其道，美国企业开始长期面临持续盈利的压力，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结构把企业能否获得融资和能否避免被他人兼并与当前的盈利能力直接挂钩。①与此同时，由非金融企业进行的金融投资逐渐把投资资本不断地从制造业挤出，把它们推向金融投资的领域，这就减少了制造业投资可能获得的融资数量。

结语

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以美元为关键货币和以美国为国际经济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这给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反映在两大遗产上。莱斯利﹒盖尔布（Leslie Gelb）对其中的一大遗产进行了很好地阐述：“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经济的节奏来击打外交政策的鼓点，而美国则不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从经济角度来界定自己的利益，主要凭经济实力来说话，而美国则不然。多数国家从经济安全来聚焦国家安全战略，而美国则不然。华盛顿仍然主要从传统的军事角度来考虑自身的安全，仍然运用军事手段来应对威胁。”

另一大遗产则是：大多数已经积累大量储蓄的国家（不包括那些依赖出口自然资源的国家）都把它们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制造业上，而美国则不然。美国往往从金融的角度看待所有经济问题，运用金融手段来应对所有经济挑战，把创造信用视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

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铸币税和善意忽略这两个问题开始直接威胁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根据CBO的预测，到2020年美国的累积债务将达到9.5万亿美元，将等于美国GDP总值的90%。随着人口老龄化，医疗费用急剧增加，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也将大幅度增加。美国政府的债务到2025年将达到GDP的110%，到2035年达到GDP的180%，这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将十分深远。

如果国际金融市场因为过度开支而惩罚美国，美元将崩溃，这将严重损害美国经济。很多国家开始签署双边协议，使用本币来进行双边贸易结算，这将大大减少美元的使用，国际上对美元的需求也将随之大幅度减少。2011年始于突尼斯和埃及的Jasmine Revolution给美国又增添新的变数，因为美元对石油标价这一关键作用是美元本位制的基础。

随着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前景发生变化，美国国内也出现了摆脱过去遗产的迹象。削减政府开支成为美国政治的主要政策议题。由“茶党”（the Tea Party）领导的强烈反对政府开支的政治运动造成民主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遭受重创。随着2012年总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把2012年预算当作角力场。威斯康辛州的众议员保罗·莱恩（Paul Ryan）反对奥巴马总统“削减与投资”（cut-and-invest）的观点，他在2011年4月披露了自己政党的计划，它的目标是在下一个10年把预算赤字减少5.8万亿美元。奥巴马总统也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在接下来的12年里通过增税和削减开支减少赤字4.0万亿美元。美国的两党都开始只重点保护本党的政策优先，而不再同时追求多个政策目标。在显示美国政府对政策自主性有强烈偏好的三个主要政策领域中，共和党当前只强调减税，而民主党则只努力保护社会开支，尤其是“贫困人口医疗保险”和“老年人医疗补助保险”。两党都没有把国防放在首位，都同意在下一个10年削减1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

然而，其它政策领域的前景目前依然扑朔迷离。美国能否研究出新办法来促进经济发展而不再过度依赖信用创造，能否为创造就业机会而重建和再发展制造业，这都是美国未来所要面临的主要议题。不过，有一件事情倒是十分清楚，即当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形成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相互影响的新时期。

本文系根据作者2012年11月发表于《牛津金融社会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Sociology of Finance）》的英文原文（Bai Gao, “The InternationalMonetary Regime and Domestic Political Economy: The Origin of The GlobalFinancial Crisis”, Edited by Karin Knorr Cetina and Alex Preda, The Oxford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Fi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加笔编辑而成，由东北财经大学刘杰和王哲共同翻译，本刊责编编辑后，经作者审定发表。

【作者简介】高 柏：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来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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