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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如何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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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二世和他的将军们

内容提要:在研究新型大国关系的议程中,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如何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探讨很多,但是关于“威廉困境”是如何诱发“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却很少。通过将地缘政治学与大国崛起战略进行交叉研究发现: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追求区域海权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动劣势”和空间上的“重点区域劣势”两大特征,即率先追求区域海权或在霸权国利益核心区域追求海权的崛起国最容易被视为挑战者;而掌握“后动优势”和“次要区域”的崛起国则有机会通过推责战略而成为霸权国绥靖与鼓励的结盟对象。在亚太地区中美二元结构日益明晰的前提下,中国追求区域海权缺乏一个有效的推责对象。一旦中国陷入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诱发的“威廉困境”之中,就可能加深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并成为日本与印度谋求区域海权的推责对象。

引 言

“威廉困境”既是一种在国际关系史中反复发生的地缘政治现象,同时也是本研究进行理论构建所关注的兴趣起点。从现象角度讲,“威廉困境”描述的是作为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崛起进程中,德皇威廉二世(William II)既支持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要求扩张海军的“庞大海军计划”,同时也支持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扩充陆军的“两线作战计划”。为了同时获得海陆两栖战略优势,威廉德国不得不将宝贵的战略资源投放到与海权霸主英国之间昂贵的海权竞争,以及同陆上强国法俄之间紧张的陆权竞争中。在海陆并举的安全战略选择下,德国的两线扩张战略不仅诱发了一个原本可以不必出现的反对它的协约国同盟,同时也使自身陷入了一场代价高昂的马拉松式的军备竞赛。

从概念角度讲,“威廉困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国因同时追求在两大地缘空间上的优势而激活体系内潜在的权力均衡机制,从而成为被其他成员联合制衡的主要对象。更重要的是,实行这种战略的崛起国意识不到自身的战略选择对霸权国及周边国家所造成的威胁感,也意识不到来自周边的结盟制衡很大程度上是对其目标过多而四面树敌的反应。克劳斯·爱泼斯坦(Klaus Epstein)在分析一战起因时指出:“威廉德国的威胁并不在于其版图、人口、经济水平、工业能力,而在于其国内存在的强烈的军国主义扩张情绪,对现存国际体系秩序与领土安排的否定,以及皇帝本人对采用激进军事手段打破秩序安排的倾向。这一切都令其他欧洲国家对德国的崛起感到恐惧。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德国本应却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第二层含义是指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国对体系霸权国制衡行为所产生的认知悖论,即霸权国对崛起国的任何妥协或善意绥靖都会被崛起国解读为自身采取强势姿态的明显奏效和霸权国的软弱与缺乏决心,而霸权国对崛起国的强硬反应则会被解读为霸权国对崛起国本能的敌意,从而使崛起国以更强势的姿态针锋相对地打破霸权国的战略包围。这种认知悖论最明显地体现在一战爆发前的威廉德国。当时国内的乐观主义者认为,德国已经强大到可以把任何眼前的敌人像牛皮纸一样揉成一团,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战略敌视与围堵,因而需要尽早发动一场坚定且毫不妥协的预防性战争。

从本质上讲,“威廉困境”与其说是一种崛起国在战略角色上的精神分裂,不如说是缺乏一个有能力对国内各种利益集团所主张的战略优先性进行协调与统筹的权力核心。在一战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内部,海军元帅提尔皮茨和支持他的“海洋军工复合体”认为欧洲大陆已经像一个填满了格子的跳棋局,因而主张发展公海舰队并获得“阳光下的广大地盘”;同时,他们对德国与法俄之间因为很小的欧洲领土所产生的敌意感到无法理解。陆军元帅施里芬、毛奇(Moltke)和支持他们的“陆军军工复合体”则认为,德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是地处法俄两国之间的中欧平原这一尴尬位置,而不是相距遥远的海洋国家英国。他们对德国主动挑起同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感到气愤。此外,德国社会中的其他大利益集团——如罗马天主教中心和社会民主党——则仅仅赞成对俄国发动战争,同时主张积极争取英法两国的友谊或中立。在一战爆发前的20年里,德国领导人的案头摆满了关于建立强大的海军、修建近东的巴格达铁路和争夺欧洲霸权等主题的研究报告,而这些看似能够给君主和国家带来权力声望的建议最终都被德皇随波逐流地予以默许。

本研究所关注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在战略空间分布上应包含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这类国家必须既有绵长的领海基线,同时又不能四面环海而远离大陆。因此,近代崛起的日本、英国这种典型的离岸海权国就不符合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特征。第二,这类国家与周边其他陆上强邻存在着明显的安全博弈。这一条件将崛起的美国作为地缘政治中的特例排除在关注普遍性的研究之外。美国虽然是19世纪末的崛起国,但它自建国以来一直奉行孤立主义原则而远离欧洲国际社会的纷争。二战爆发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没有深度卷入到以欧洲体系为核心的安全竞争之中。鉴于独特的地缘政治空间——远离国际政治核心的欧洲大陆且周围没有其他陆上强邻存在——美国可以被看成为“相对亚欧大陆板块而存在的超大型离岸海权国”。因此,美国也不属于本研究所关注的对象。

通过以上对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的概念界定,可以认为,本研究关注的对象是地处欧亚大陆边缘——太平洋沿岸或大西洋沿岸——的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一方面,这类国家拥有两栖地缘空间禀赋;另一方面,它们也可能因双重诱惑而被两大战略空间所反噬。纵观近代400多年的国际关系史可以发现,自158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派遣阿尔瓦公爵(Duque de Alba)率军强行兼并海权国葡萄牙并亲自兼任其国王以来,除了西班牙帝国兼具了海陆霸权特征以外——西班牙帝国在历史上的昙花一现正是由于其被来自两大地缘战略空间的拉力所撕碎——国际体系中再未出现过能够同时获得两栖地缘战略优势的权力单元。

相比于西班牙帝国在全球的两栖霸权,“简配版”的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都可能面临着海陆联盟制衡的风险。这其中存在着两大重要原因:第一,区域海权战略本质上是对全球海权战略的部分侵蚀与分割。一旦崛起国在特定区域内建立起海权优势,就等于否定了国际社会存在全球海权的基本事实。其次,区域海权战略是走向全球海权战略的必由之路,历任海权霸主无不是从区域海权中成长起来的。同时,由于国家战略的不可知性、欺骗性、阶段性与动态性,全球海权霸主对其联盟体系外一切追求区域海权的国家均会产生本能的防范意识。

全球化使当今国际体系成员间的交往力度与安全互动日益频密。在此背景下,每一个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都可能面临来自海上和陆上的双重战略压力。从国家追求绝对安全的角度讲,只有同时获得海陆两线的战略优势才能够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与影响力。但问题在于,所有因奉行绝对安全哲学而进行的努力不仅会被体系内其他大国间构筑的海陆“联姻”所抵消,同时也会导致其不可避免地陷入犹如一战前德意志第二帝国所面临的“威廉困境”之中。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是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因权力转移或认知敌意螺旋等造成的某种结果,那么从崛起国角度讲,“威廉困境”就是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正在崛起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来讲,奉行什么样的安全战略更有可能激活一个包含霸权国在内的遏制性军事同盟?什么样的安全战略选择能够使其在崛起进程中面临更小的体系结构性压力?

纵观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并没有出现以多极化为趋势的群体性崛起,而是呈现出中国孤军突起的一国崛起态势。虽然习惯上将新兴的金砖国家作为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力量,但是不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经济增速看,中国都远超其他金砖国家。例如,2015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美国为179689.6亿美元,位居全球之首,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4.44%;中国为113856.6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49%。而其他三个金砖国家的GDP及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为:印度21832.8亿美元,占2.97%;巴西18008.7亿美元,占2.45%;俄罗斯12360.2亿美元,占1.68%。此外,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速同其他体系强国之间的距离仍处于扩大趋势。冷战末期,美国、日本和德国的GDP分别约为6万亿、4万亿和3万亿美元,而目前日本的GDP从美国的2/3下降到1/3弱,德国则从1/2降到了1/4。可见,日德等发达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差距在拉大,而中美两国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21世纪的中国是体系中唯一最有可能接近并超越美国的新兴大国。

当今处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正在力图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来避免同体系霸主美国及其全球联盟体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安全战略作为一种双向的互构过程,在其运行中所反复生成的“施动—反馈”会直接影响到国家间对于敌友身份的认知和安全态势的研判。作为一个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中国自近代被卷入全球化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海防”与“塞防”之辩。进入21 世纪,随着中国完成同俄罗斯领土边界的划定,国内学术界主张中国在稳定陆权的基础上拓展海权的呼声日隆,并在“海洋强国”与“大国崛起”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因果联系;同时,还在“蓝水海军”“海上生命线”同“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等意象之间建立起了带有必然性的观念映射。

但问题在于,现代意义上的海权扩张是指荷兰模式的海运能力,还是英国模式的海军实力?抑或是叶自成等认为的海洋资源的整体开发能力?为什么随着中国在东亚地区海军实力与远洋能力的快速提升,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地缘安全紧张局面?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军事实力的战略会刺激霸权国及其联盟体系,那么这样的战略选择是否可能会造成一种自拆台脚或自我包围的“威廉困境”?崛起国将安全战略从消极的“非对称近海防御”向积极的“远洋对等威慑”调整,是否会促使霸权国以联盟的形式对冲或抵消这种谋求缩小权力位差或重构优势的权力增长的努力?在缺乏推责对象的前提下,崛起国选择区域海权战略是否真正有利于消除其与守成国之间潜在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其安全战略选择不仅关系到崛起进程中可能面临何种压力,更关系到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全局谋划。如何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威廉困境”中抽象出规律性的理性认知,直接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大业的未来走势。

历史中的“威廉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为什么俾斯麦执政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崛起进程中没有面临巨大的周边安全压力,而威廉二世执政后德国的地缘安全环境却出现了急剧的紧张态势?“威廉困境”看似为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因其地缘结构而面临的双重压力,实则与崛起国的战略选择有着更大的关系。“威廉困境”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崛起国追求海陆并举的两线战略目标,这一目标设定可能导致崛起国同海权霸主陷入海权之争,以及同周边陆权国之间陷入陆权之争。在这一直接原因的背后存在四个重要的深层原因。

正是这些深层原因的叠加效应,导致一战前的德国陷入“威廉困境”的战略泥沼。

首先,当崛起国自我认可的身份与国际社会给定的身份出现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身份位差”。当崛起国急于通过获得权力声望、大国身份认同与国家影响力来弥合“身份位差”时,便容易忽视国家在崛起进程中更应该保持最大的审慎、耐心与节制力。该原因容易造成崛起国在国际政治中言行的激进,并因此成为海权霸主同周边陆上邻国联合防范与围堵的重点。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就陷入了一种由“迎合领袖信念的研究报告”“迎合大众偏好的主流媒体”和“迎合部门利益的战略选择”之间构成的正反馈循环,即国家刺激了民众的政治胃口,同时,在对外强硬中获得鲜花与掌声的政治领袖也会愈发骑虎难下,并成为了迫使自己说话算数的煽动性言辞的俘虏。当崛起国因激进的言行而遭到其他国家的防范之后,其领袖还要寻找或编造更多激进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国家为什么会陷入被围堵的境地,从而导致自身陷入更严重的安全困境之中。英德在战略层面的一切对峙都源于既存的不平等利益和秩序对双方心理的劫持。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崛起国对权力声望与国际影响力的追求很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带有战略互疑特征的“修昔底德陷阱”。同俾斯麦执政时期严格地将国家定位成欧陆强国不同,威廉二世更倾向于将德国塑造成一个海陆实力兼备的“世界大国”。一方面,德国对奥匈帝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偏袒导致了德俄关系恶化和法俄的战略接近。法俄的东西包围间接地动摇了德国在欧洲的陆权优势并增加了来自陆上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为了推行其“争夺阳光下地盘”的“世界政策”,威廉二世不仅在言论上发表了被英国视为敌视性的“克鲁格电报”(Kruger telegramme)——这封电报在英德公众间引起了轩然大波,让英国意识到德国是其帝国大业最大的威胁,并最终导致了英国在布尔战争(Boer War)后放弃了百年的“光辉孤立”而转向军事结盟——而且,德国海陆并举的军备扩充也造成了因目标过多而四面树敌的风险。

其次,缺乏一个有能力协调并统合国内不同利益集团诉求的决策中枢。国内利益集团往往通过两种方式将集团利益提升为国家战略利益。第一,它们会在相互争夺资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妥协和相互支持的互惠联盟。过度扩张的成本由国家通过税收、兵役或提高消费品价格等方式扩散至整个社会,而收益则不成比例地转移到军工复合体等利益集团手中。同霸权国之间的战略互疑只不过是军工复合体争夺部门利益过程中的副产品。第二,通过在国家战略层面形成共识,崛起国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利用国家的宣传将部门利益塑造成国家的整体利益。一战前,德国军队内可以说有几大部门就有几个权力中心,而本应成为仲裁者的皇帝却降格为每一个权力中心的代言人,最终进一步加剧了决策体制的混乱状态,以至于每个利益集团所追求的东西都成为不可妥协的国家核心利益。威廉德国安全战略转向的最大特征体现在同时支持陆军与海军追求战略优势。一方面,陆军元帅施里芬、毛奇以及支持他们的资本家宣传德国的安全威胁源于地处中欧的尴尬位置,因而必须增强陆军实力。尤其是当1892年法俄结盟后,德国在俾斯麦时期“分而治之”的陆权优势愈发被法俄两国联合所抵消,这导致德国陆军要求国家投入更多的资源来确保其陆上安全。另一方面,号称“欧洲马汉”的海军元帅提尔皮茨及支持海军造舰的资本家集团则倾向于德国只有在赫尔果兰岛(Helgoland)到泰晤士之间建立起一支令人生畏的公海舰队才能够获得英国绥靖或友谊的“风险理论”。但伴随英德两国海军军备竞赛而来的并非是英国的绥靖,而是其1906年问世的“无畏”号军舰 (HMS Dreadnaught)。这是一艘“被大炮覆盖的超级军舰”,它的问世使得当时所有的军舰都过时了。1907年,德皇支持提尔皮茨紧跟英国步伐提出了“补充海军法”。该法案规定德国也要实施建造“无畏舰”的计划。1908年3月,专注于海上霸权的英国再次追加海军预算,以确保英帝国永远在海上保持对德国海军的战略优势。

1880年俾斯麦治下的德国由于专守欧洲陆权优势,其海军军费开支不到英国的四分之一或法国的三分之一。随着德国逐渐开启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到一战前的1910年,德国的海军军费虽有大幅提高并成为全球第二,但也仅仅为海权霸主英国的一半(参见表1)。而早先一直占有优势的陆军开支虽也大幅提升,但其增幅却被协约国的相应增长所抵消。德国海军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成本非常高昂,以至于海军军费的增长威胁到了其原本享有的欧洲陆权优势。1901~1903年,德国海军耗费了国防开支的20%;1907~1909年,这一比重上升为25%;而到了1911年,德国海军预算占到了陆军预算的54.8%。1908年,德国推行了10年的海陆并举战略使德国的周边环境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恶化。时任德意志帝国宰相的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ulow)在写给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信中说:“德国已经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竞赛中精疲力尽。如果在德国实现财政改革后我仍是宰相的话,我就要主动给海军军备竞赛降温。德国的发展已经不能再允许这种伊卡洛斯式的飞翔了。”

在被“克鲁格电报”激怒之前,处于“光辉孤立”政策下的英国与法俄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甚少。英国在同法俄争夺非洲、近东、中东和远东问题上都存在着战略矛盾。但是,正是威廉德国同时追求欧陆霸权与世界海权的战略建构起了英法俄三国基于共同威胁的安全利益。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认为,倘若德国放弃了挑战英国海上权威的“庞大海军计划”而集中力量加强陆军建设,他们就有可能使英国保持中立,同时必然会在欧洲大陆的战争中赢得胜利。如果德国人把1914年以来直到战败仍停泊在军港中的无畏舰的制造经费和钢铁用来制造重炮和运输机械,那么他们在陆战中将一直保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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