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威廉困境”：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如果认为一个国家是体系中的崛起国，那么其背后的隐含逻辑就是它一定是在该秩序下相对获益最大的国家。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通过融入战略成为现有体系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并逐渐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崛起大国。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战略的实质就是希望中国在夯实区域陆权的基础上，尽量不要过早地触碰区域海权这块“蛋糕”，以免在崛起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成为美国制衡的重点对象。而“绝不当头”的实质则是通过安全搭车与推责来实现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崛起。过早地追求或展现出国家对权力的欲望，或揠苗助长式地催熟崛起进程，就像是摇落尚未成熟的果实一样，对崛起国没有帮助。

当前，中国的安全战略正在从区域陆权战略向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相结合的两栖战略转化。自中俄边界划定以后，中国基本摆脱了冷战时期与苏联陈兵百万的那种陆上安全压力，并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区域陆权优势。在此基础上，中国正在逐步通过实施“蓝水战略”提升远洋海军规模与西太平洋区域作战能力。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安全战略也愈发从过去消极的“近海拒止防卫”向积极的“远洋对等威慑”转化。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更大的推责对象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在东亚地区，中美之间的二元结构使得中国执行区域海权战略时几乎找不到更令美国感兴趣的其他责任承担者——这一战略的实施无疑会令中国面临来自霸权国美国及其亚太联盟体系持续的“战略再平衡”。提尔皮茨的海权战略被英国制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通过对英国“无畏舰”的研究而力主发展强火力打击与防护能力的战列舰，而非航程更远的巡洋舰，同时更是通过对战舰的改进，明显地缩减了战舰的燃料单元而将更多的空间用于增强火力和装甲防卫能力。英德之间的距离很近，因此，提尔皮茨的海权战略明显构成了对英国在北海地区和本土的战略压力。而随着中国大力发展远洋航母，其远洋作战能力的提升也可能被美国理解成对其未来全球海上霸权的潜在威胁。

美国将中国在西太平洋区域海权的提升视为对其全球海上霸权“切香肠式的”侵蚀。为了更好地平抑中国区域海权的崛起，美国加速了从中东地区的战略抽身，并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确保其能够在未来30年内对中国的区域海权地位始终保持优势。首先，美国在南海地区进行战略威慑的频度陡增。其军机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抵近侦察从2009年的260余架次陡增到2014年的1200余架次，即平均每天都有3～4次的抵近侦察活动。这个数字超过了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抵近侦察的强度。其次，通过“战略再平衡”冲抵中国区域海权增长的努力。美国在2013年确定了“两个60%”的军力部署目标，以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海权崛起，即在2020年以前将60%的海军舰艇和海外60%的空军力量调配至亚太地区。最后，美国在南海争端中也出现了日益针对中国的表态，并明显呈现出直接介入争端和偏袒鼓励盟友及其他争议方的姿态。2015年，美国连续发布了《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军事战略》和《亚太海上安全战略》四个战略性文件，其内容都明显针对当前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海权崛起，并声称要让中国付出成本代价。

一支海军要成长起来需要几十年的漫长岁月，这也是很多人说海军是一种“百年军种”的原因。当我们羡慕美国崛起拥有无法比拟的优越地缘环境时，不应忘记，美国获得区域海权——直至后来通过《四国海军条约》和平地分享全球海上霸权——之前许多年就已经成为了远超英国的全球经济霸主了。美国的全面崛起首先仰赖于其长期深耕区域陆权，并实行海上安全搭车与推责，以至于在经济规模问鼎世界霸权几十年后才逐渐水到渠成地成为海权霸主。对于当今中国来讲，奉行审慎、耐心与节制的区域陆权战略——在没有推责对象出现以前不去过早地触碰海权霸主美国在东亚地区敏感的地缘政治神经——也许是防止自身陷入潜在的“威廉困境”的现实出路。对于海上存在领土争议的周边国家，如果我们愿意通过善意的让步并达成“没有阿尔萨斯和洛林式的和平”，对于降低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体系结构性压力甚为有益，因为只有首先跳出因区域海权战略引发的“威廉困境”，才能进一步探讨如何避免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说中国实施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的代价可能会因美国及其亚太联盟体系的“战略再平衡”而陷入到潜在的“威廉困境”，那么中国实行对等威慑的区域海权战略的潜在收益是什么？从最直接的角度讲，中国能否在没有推责对象的前提下，通过区域海权战略获得在西太平洋区域的海权优势，或通过建立更适合远洋作战的航母战斗群同美国建立起在亚太地区对等威慑的权力均衡呢？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优势是没有领土诉求，而中国同周边许多国家都存在着现实的陆地与海洋领土争端。因此，面对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碰撞，周边国家可能会更倾向于参与到一个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联盟。一旦中美之间开启制衡与反制衡的敌意螺旋，不仅印度和日本可能会得益于中国成为推责对象而发展区域海权，同时，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其他周边国家可能将积极参与美国对中国的制衡。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区域海权战略可能被美国及其联盟体系通过全球资源调配的“战略再平衡”充分抵消。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认为，当今的美国仍然是无法挑战的全球霸主。美国目前仍然有近6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盟友总共也能拿出4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预算，这就占到了全球军费总量的三分之二。他的这种算法还没有把那些倾向于跟美国合作而不是对抗的中立国家比如印度、越南等国计算进来。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即使在中美两国GDP完全相等的条件下，也不会产生势均力敌的资源动员能力。因为在GDP相等的国家中，人均产值较高的国家可以从民众中征集更多的可供自由支配的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军事力量。因此，即便中美之间GDP完全相等，中国的资源征集能力仍然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老龄化问题以及大量的基础性必要开销将加大中美之间战略资源转化效率的差距。假设美国GDP增长率为2%，中国为6%，那么中国的人均GDP要到2056～2059年的某个时候才会超过美国。这种算法仍然排除了美国那些富裕的联盟国家。因此，在美国将大西洋防卫逐步交付给北约盟友后，未来中国追求区域海权的努力可能会被美国及其亚太盟友日本、澳大利亚等持续的“战略再平衡”所冲抵。

研究“威廉困境”的意义并不在于还原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在于为今天的中国崛起提供可资借鉴的战略经验。研究大国崛起问题经常能体会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愚蠢的国家从自己的失败中积累教训，而聪明的国家则从他人的经历中总结经验。因此，中国有必要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威廉困境”中吸取教训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大国崛起是一个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的过程。在我们不具备霸权国实力的前提下，过早地催熟崛起进程或“摇落霸权国花园中的果实”是极其危险的。尤其是在权力转移令崛起国与守成国都异常敏感的时期内，中国推行区域海权战略更需审慎与耐心，以避免过早地同美国陷入因“威廉困境”而导致的“修昔底德陷阱”。（注释略）

文/姜鹏 原载于《当代亚太》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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