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如何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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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满足于单一的区域陆权优势,全民性痴迷于“海军民族主义”,并倾向于认为国家建立强大海军是确保外向型经济运输生命线、保卫国家海外利益、保卫国家领土安全和提升全球战略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国对海权霸主最大的挑战不在于陆权优势,而在于它对全球海权的分割与侵蚀。对于独占一块地缘政治板块且拥有充分安全剩余的区域陆权国德国来讲,其真正的安全威胁不可能来自于单纯的海上封锁或登陆进攻,而只能来自于陆上邻国的军事进攻。对于这一点,即便是当时德国的战略决策者也是深信不疑的。因为在一战前,德国人的战略设想始终是谋求英国人中立以便对法俄开战,而不是谋求法俄中立以便对英国开战。英国著名海军战略家朱利安·科比特(Julian Corbert)对海权与陆权的关系进行分析后认为:“由于人们生活在陆地而非海面上,因此交战国间的重大问题总是取决于要么你的陆军能控制敌人多少领土和有生力量,要么舰队协助陆军所产生的威力使对方感到恐惧。”同时,享有陆权优势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也无需担心没有海军的保卫海权国会对其展开登陆进攻。正如1911年威廉二世同一位英国到访者谈话时所说:“恕我直言,你们在这一区域投入的微不足道的几个师并不起什么作用。”

实际上,单纯的海上力量除了协助陆军打消耗战外,对赢得整个战争不具备太大的作用。1853~1855年间,英法之所以赢得了对陆权霸主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战争,其根本原因在于战场仅仅限定在克里米亚半岛。英法作为海权国十分明确自身的战略短板,因而在攻陷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后,对下一步该在何处攻击都感到了茫然,于是选择在战争对自己最有利的情况下同俄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假如英法没有在克里米亚收手而是继续向俄国腹地进攻,那么陆战的优势将会朝着俄国一方倾斜。在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虽然清政府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但决定清廷安危的则是两国在朝鲜、辽东和山东等陆地战争中清军的惨败。1915年,丘吉尔主导的从海上进攻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 Strait)登陆作战以惨败而告终。一战后期,海权国日本向俄国派出7万军队——比其他大国都多——对陆权国俄国的国内革命进行军事干涉。但随着俄国内部战争的结束,日本意识到它不可能对这样一个陆权大国进行干涉,于是在1922年撤出西伯利亚,1925年撤出库页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早已对印支北部取得控制权的日军沿铁路南下并击溃马来北部英军;1942年12月10日,从陆地起飞的日本战机将英国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击沉。至此,英国在东南亚地区不仅失去了陆权,也随之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之所以取得了成功,则是因为当时德国主力部队在苏联战场的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等战役中被连续击败,德国欧洲陆权崩溃。1982年5月,虽然英国在马岛海战中凭借海军力量赢得了离岸夺岛的胜利,但是英国舰队仅仅限定在马岛外围作战,尤其是当阿根廷本土起飞的战机击沉“谢菲尔德”号及“大西洋运送者”号以后,英国舰队一度撤到远离马岛的大洋。

第四,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是否会因区域海权战略而陷入“威廉困境”,取决于实行这一战略的体系结构与时机把握。首先,如果在某一地区除了霸权国以外还存在两个以上的次强国,那么霸权国的优先制衡对象就是首先选择区域海权战略的次强国。从这一角度讲,崛起国实施区域海权战略存在着“先动劣势”,即在同等条件下,率先实施区域海权战略的崛起国会遭到霸权国的战略围堵。其次,如果某一地区内出现了二元结构,即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实力都远超其他国家,那么崛起国推行区域海权战略就很难找到有效的推责对象。最后,在同一时期内,在与霸权国安全联系更紧密的地区推行区域海权战略的国家更容易遭到霸权国的围堵。在这一围堵过程中,霸权国甚至会鼓励区域次强国推行区域海权战略,以便对更具威胁的前者加以制衡。

美国的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理论上将全球海权同大国崛起之间建立起了因果联系,但率先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则是来自德国的“欧洲马汉”提尔皮茨。1890年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地缘安全战略的转折点——逐渐从俾斯麦主张的区域陆权战略转向了威廉二世主导下的区域陆权与全球海权并举战略。德国在国际体系中率先追求全球海权的战略选择直接导致了其在体系中角色身份与地缘安全环境的变革。为什么在19世纪末威廉德国、法国和美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施海权战略,威廉德国遭到了英国的遏制,而法国和美国却得到了英国的鼓励与绥靖呢?答案就在于“威廉困境”内蕴的“先动劣势”,即相对于同一时期法国在地中海的区域海权战略来讲,德国的全球海权战略涉及的范围太大了;相对于美国后来推行的全球海权战略来讲,德国推行全球海权战略又太早了。因此,对于英国来讲,来自追求全球海权的威廉德国率先构筑的威胁要远远超出仅在地中海构筑区域海权的法国和英德两败俱伤后不慌不忙崛起的美国。

德国的“先动劣势”导致了英国对体系内其他崛起国推行区域海权战略实行鼓励或绥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拿破仑战争后取得欧陆霸权的沙皇俄国想获得黑海区域海权以及达达尼尔海峡控制权时,海权霸主英国将其视为最大挑战者。一方面,英国默许海陆复合型国家法国增加地中海区域的海上军备;另一方面,联合法国并不惜同俄国打一场需要登陆作战的克里米亚战争。同时,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一战前英国为了同德国争夺海权,一改往日的防范法国加强直布罗陀与地中海海军实力的政策,转而鼓励法国在地中海掌握海权优势,并默许沙皇俄国积极发展黑海舰队控制达达尼尔海峡。

“威廉困境”的政治化解:俾斯麦德国与地中海法国崛起的战略启示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在崛起进程中必然会伴随来自海陆两大空间的战略压力吗?这一问题的答案与其说是权力结构分布造成的必然,不如说与崛起国奉行的安全战略有着更大的关系。俾斯麦德国是典型的追求区域陆权优势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而地中海法国则是典型的奉行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通过对实施区域陆权战略的俾斯麦德国、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的法国和区域陆权与全球海权并举战略的威廉德国比较发现:首先,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选择区域陆权战略面临的安全压力最低。其次,对于实施区域海权战略的国家来说,仅当国际体系中存在推责对象——在同等重要的区域率先追求区域海权者或同一时间内在更重要地区追求区域海权者——的时候,海上霸主才会对区域次强国进行战略绥靖并鼓励其追求区域海权。再次,当一个海陆复合型崛起国选择区域陆权与全球海权并举战略时,其必然因面临来自两大战略空间联合的压力而陷入“威廉困境”。最后,如果一个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放弃了最基本的区域陆权战略,就等于彻底放弃了大国地位,其不仅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海权争霸,同时还将面临来自周边陆上强邻更大的进攻风险(见表2)。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的头20年,俾斯麦能够以其个人的政治影响力成功地引导或压制住国内主张对外扩张的利益集团的权力冲动。俾斯麦担任德国宰相时,国内关于海外殖民和扩张海军的呼声日隆。俾斯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决策能够一直保持对社会思潮的“引领”,通过提供超出相关利益集团预期的政治利益或在某个利益集团提出完整的政治诉求之前就果断给予其可能要求的政治结果,对其加以驾驭和引导,使之处于可控状态。俾斯麦曾私下里向英国驻德国大使表示:“德国的地理位置并不适于建立一支耗资巨大的海军来保卫本土或贫弱的海外殖民地。同时,德国的地理位置也不适合发展成为一流海军强国。”

俾斯麦治下的德国奉行的是典型的区域陆权战略。这种战略的最大特征便是仅仅将国家安全战略目标限定为在西欧地区获得陆权优势。俾斯麦与同一时代的另一名战略高手拿破仑三世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二者在等待战略机遇上都拥有无限的耐心:耐心等候联盟者上门,耐心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普丹战争后,俾斯麦曾告诫他的部下:“我常常不得不在埋伏的地点守候多时,忍受身边昆虫的覆盖与叮咬,直到射击最佳时机到来。”然而,耐心与定力只是崛起国等待与把握战略机遇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之间具有决定性的不同点则是:前者更懂得国家在追求利益的问题上要考虑到国际社会的整体反应而主动地自我节制——在普鲁士发动的三次统一战争中,俾斯麦都获得了除对手以外的欧洲主要国家的支持;而拿破仑三世的贪婪与俾斯麦的节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直接导致了法国成为挡在德国前面最佳的推责对象。

布莱恩·希利(Brian Healy)与阿瑟·斯坦(Arthur Stan)通过细化国家能力指标,以及将外交事件划分成冲突与合作两种类型,来论证为什么在俾斯麦主政德国期间欧洲地区没有出现制衡德国崛起的军事联盟,其结论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以后,由于俾斯麦奉行自我节制的战略目标——这种目标使除法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有理由相信德国不是一个潜在的侵略性国家,而是一个对现状安排与国际秩序完全满意的国家——德国并没有因为强大的陆权优势而成为欧洲大国制衡与防范的对象。完成统一后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拥有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陆军。为了避免成为欧洲权势均衡的制衡对象,俾斯麦多次公开宣称:统一后的德国利益已经饱和,不再有侵占更多领土的任何野心,以此来向俄罗斯表明自己对巴尔干没有兴趣,向英国表示自己对海外殖民毫无野心。

在俾斯麦主政德国的近20年时间里,他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免本国直接卷入同霸权国英国的冲突之中。“他用超乎寻常的审慎,不让任何大国有任何借口组建反德联盟。”整个19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将外交政策的重点牢牢限定在欧洲大陆,这反而使法俄成为了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潜在对手。通过“海洋贸易安全搭车”与“安全威胁角色推责”的搭配组合,俾斯麦为德国崛起赢得了稳定而宽松的国际环境,有效地避免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可能陷入的“修昔底德陷阱”。

俾斯麦推行“海权搭车”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明白对于任何国家的商业利益和海外殖民地来说都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安全,而任何试图使德国海上力量超越英国的努力都会激活一场得不偿失的军备竞赛或被英法海军联合的优势所完全冲抵。同时,德国并没有因为放弃追求强大的海权而面临海外贸易的风险或降低了其崛起的速度。事实上,海权与国家崛起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提尔皮茨在鼓吹扩充海军时反复强调海外经济利益对德国生存与繁荣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但在一战中面对协约国严密的海上封锁,德国仍在美国参战前的四年消耗战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内对英法俄保持了明显的战略优势。美国虽然是当今最大的海权国,但其海权的发展则是在其获得全球经济霸权几十年之后才开始进行的。因此,海权与海外经济安全之间并没有时间先后关系或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通过对俾斯麦德国的战略选择与崛起压力的研究可以发现,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在崛起进程中并不必然会伴随来自海陆两大地缘空间的挤压与围堵。俾斯麦通过推行单一的区域陆权战略,并凭借其个人的领导才能,缓解了德国崛起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全面冲击,这为德国在区域陆权战略下持续的崛起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俾斯麦战略的成功一方面源于他的耐心、审慎与节制力使其抵御了追求更大权力声望与国家荣誉的诱惑;另一方面也源于他有充分的政治才能协调和引导国内不同利益集团激进的政治诉求与野心。然而,当1890年俾斯麦黯然下台后,德国在大战略上的“压舱石”就不复存在了。他下台后,留下的是一个物质上飞速发展的强大国家,一个充满问题的体制,一帮“能干的庸人”和一大批易于愤怒的民众。欧洲各国很快发现,就在经济发展为德国这艘巨轮添加马力的同时,轮船的舵手却被船长赶上岸了。

同俾斯麦的区域陆权战略不同,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法国不仅从俄国手中夺回了欧洲陆权,同时也积极追求在地中海的区域海权。由于拿破仑三世推行的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两栖战略在当时没有推责对象,直接导致了英俄奥等国在普法战争中支持普鲁士制衡法国。普法战争的失败使法国丧失了欧陆霸权地位。俾斯麦为了鼓励法国放弃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要求而积极支持法国在地中海及其北非沿线进行殖民扩张。在俾斯麦执政时期,法国在地中海的区域海权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由于俾斯麦坚持区域陆权战略,因此,在普法战争后的20年里,对海上霸主英国威胁最大的国家就是侵蚀地中海区域海权的法国和侵蚀黑海地区与达达尼尔海峡海权的俄国。

随着威廉二世推行“世界政策”,德国的全球海权战略成为了法国和俄国区域海权战略的最佳推责对象。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后,英国也逐渐默许了法国在地中海区域追求海权的努力,并于1912年7月22日通过《英法海军协定》将地中海地区防卫任务全部交给法国海军——法国两大主力舰队北海舰队与地中海舰队全部移师地中海——而英国海军则分担了法国大西洋沿岸的保卫任务。同时,在《英俄协约》签订以前,英国对俄国在黑海达达尼尔海峡地区和远东地区攫取区域海权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并不惜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和支持日俄战争来打击俄国区域海权战略对英国全球海权地位的侵蚀;而当1907年《英俄协约》签订后,英国甚至在一战前主动鼓励俄国黑海舰队取得黑海区域海权并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以确保英国同印度殖民地海上航线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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