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逊与老罗斯福一样，都是在前任总统遇刺后就职，他的改良的思路与肯尼迪一致。其政府的特点也是大幅度的改革与大力扩充军备对外用兵相并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既要黄油，又要大炮”。此处主要讲他的”黄油”这一面，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向贫困开战”和”伟大社会”计划。”伟大社会”虽然是继承”新政”的传统，但是时代背景很不相同。此时美国经济不但没有危机，而且持续增长，进入”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惟其经济繁荣富足，贫困的存在就愈形突出和不可容忍。这是”向贫困开战”的口号的来源。当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主要着眼于社会公正。另一点与前人不同的是，种族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
简而言之，在约翰逊任内实现的各项改革中最重要的有两大领域，一是关于种族平等，一是医疗保障。种族平等体现在1964年的《民权法》和1965年的《选举权法》 。这是美国黑人斗争史上一件大事，尽管其实际贯彻还经过了艰苦的斗争，但是这一立法确有深远意义，把黑人的法律和社会地位从观念到实质都提高一步。以后，为在行动上切实落实，又颁布”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lan)。 应该说，在种族平等的改良方面，60年代是一大分水岭，群众运动当然是主要动力，就政府而言，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态度和措施的力度超过以前历届政府。
另一意义重大的措施是通过” 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medicare and medicaid)法。美国在建立普遍的医疗保险制度方面起步晚于欧洲，杜鲁门政府曾企图施行，以阻力太大未获通过。到约翰逊政府终于将两项法案作为对1935年《社会保险法》的修正案获得通过。前者的对象是65岁以上的老人和不到年龄的残疾人;后者的对象是低收入者，不受年龄限制。这是继”新政”以来改良派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大大地扩大了医疗保险的覆盖面。
除此而外，还有《中小学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府对教育的资助;《模范城市法》由政府拨巨款建造廉价住房、改造城市设施、改善贫民区和贫困地区的环境、卫生条件、教育和娱乐设施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由政府拨款关照贫苦居民的，不仅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进一步得到巩固，基本上形成了社会安全网，更重要的是使机会平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是美国福利制度的顶峰，与此同时，他以反共的名义深陷越南战争，使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达到空前程度，成为左派、右派都攻击的对象。其后果除了自己被迫放弃竞选连任外，也造成以后政策向保守方向逆转的契机。
里根政府政策是一次较大幅度的向保守方向逆转，被称作”劫贫济富”的经济学。然后又出现克林顿的”中派自由主义”和改革福利政策的方案。总的说来，美国的政治主流基本倾向是向中间靠拢，社会批评家和政客竞选可以慷慨激昂，言词激烈，但在实践中，最保守的不能打破现有的福利制度框架，最激进的也不会损害大企业的根本利益。
言论自由和批判精神
自上而下的改良得以成功，有赖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黑暗面，金钱的罪恶、权力的腐化作用对任何种族任何国家的人都不例外。而且既得利益者都难以自动放弃特权，因而任何国家制度的设计中都包括某种揭露、批评和防止腐败的机制。即使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政权也还有”言官”、”谏议大夫”、”御史”之类的职位，理论上是负有揭露和针砭时弊的责任的。特别是开国之君总希望从前朝衰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找出一种能防止政权腐化，达到长治久安的机制。但是在专制和集权的制度下，无论当政者主观上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实际上做不到。舆论真正能起监督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充分的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是公开的，受到宪法保障的，适用于每一个公民，任何人不得压制。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每一个毛孔中都带着血污，那么，在言论自由保障下的公众批判就是其净化剂。
如果说，权力本身必然带来腐化的诱惑，那么公开的监督就是其制约。可以说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伴随着对它的批判而成长。这种批判不一定立场都是”正确”、”进步”的，有时甚至是反映了被推翻的阶级的怀旧情绪(如巴尔扎克的小说)，但是只要它是符合现实的，就有积极作用。扎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西方知识分子有着深厚的批判现实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定义就和批判精神联系起来，代表自由、平等、公正的理想和以此为核心的社会良心，对一切有背于这一理想的社会弊病加以挞伐是其天职。这也正是社会的生命力所在。这一传统当然起源于欧洲。19世纪丰富多彩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及其传世之作可以为证。
这一源于欧洲的传统自19世纪末以来在美国得到充分发挥。诚如美国思想史学家霍夫斯塔德所说，美国公众每隔一段时候就要掀起全国性的自我反思的浪潮，如果没有不断的反对、抗议和改良的传统，以美国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其制度就会成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大约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 远的不说，整个20世纪这种自我批判从来没有断过，可以说，从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文学就不约而同地以批判特权阶级为己任。我国读者熟悉的马克*吐温是最早的代表之一，不过当时还没有形成规模。大约20世纪前半是批判文学的鼎盛时期。
第一次高潮是从世纪初到一战的”进步主义”运动。这个时期，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对立面，有社会科学界的新理论、新闻和文学界的暴露文学、小生产者和底层老百姓的呼声以及政治活动家的政策主张，共同形成了当时”平民运动”和”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这些集团的利益和目标很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为社会弱势集团说话，揭露各种黑暗内幕，都主张政府应该对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和种种罪恶有所作为。它们汇集成声势浩大的舆论浪潮，对当时正在趋于腐化的美国政治起了遏制作用，也为老罗斯福厉行吏治改革和一系列改良政策提供了舆论基础。如果没有本世纪初的政治净化斗争和吏制革新，以后小罗斯福以加强政府干预为方向的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一改革是加大政府的权力，其前提是各方面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如果没有廉洁奉公的大批执法者，改革就会弊病百出，失去群众的信任，最终以失败告终。这种悲剧在中外改革历史上并不鲜见。
整个20世纪，美国社会批判的声音时有起伏，却从来没有被压制下去过。一个证明是不少批判美国国内外政策的激进言论，就是在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出版的，其中包括号称”修正学派”的左派著作以及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至少大学校园中自由主义传统始终未被完全压下去。
对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产生怀疑而对社会主义国家有所向往的思潮，本世纪内只出现过两次，时间都很短暂，而且也从未占主流：一次是1929-1932年的大危机时期，那是工人运动活跃的时期，也是美共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时候(1932年美共总书记威廉*福斯特竞选总统得十万另两千多票，不够一个选举人)，许多著名作家思想左倾。但是这一思潮不久就消沉下去，一方面为罗斯福的”新政”所化解，一方面因斯大林1933年开始的大规模清党和镇压而幻灭。
另一次是60年代越战时期，当时美国经济相对繁荣，福利制度也相当发达，批判的动力更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以反越战和民权运动为中心对美国内外政策发动全面批判。其中激进派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发生根本怀疑，这是对”冷战”的逆反，和对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清算，还有对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的厌倦。同时也受当时世界潮流的影响，特别是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和被误读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果政府通过两手予以消解：一手是通过联邦调查局等对激进组织从内部分化、破坏;更重要的一手是对内加强福利制度、认真采取反种族歧视措施，对外撤出越南，开始改变对华政策。此后，许多批判健将逐步汇入主流，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大多数人还保持左派自由主义的观点，继续为社会平等呼吁，不过不那么激进;少数人幻灭后走向另一极端，汇入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或称”新右派”;其余一批人未能进入中上层社会，处于边缘地位，也许有人有受排挤感，但是也并非走投无路。
社会主义思潮—-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在美国始终没有像在欧洲那样成气候。在所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国会中没有类似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代表的国家。其原因除了欧美学者如桑巴特、特纳、丹尼尔*贝尔等已经提出的之外，笔者提出了”时间差”和”反面榜样”的补充解释：
“时间差”是指美国的发展后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到矛盾已经难以忍受时出现的，很快为工人阶级所接受。此时美国还有很大缓和的余地。到本世纪初，美国矛盾尖锐化时，各种政府的和慈善团体的改良措施已相继出台，虽不能根本解决，却足以缓和矛盾到可以控制的程度。美国的权势集团，包括政府和企业主，对于防止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兴起确实做了自觉的努力。他们不能像专制制度那样通过压制言论、剥夺人民抗议的权利的方式加以遏制，只有加紧改良措施，以消解社会主义者所宣传的革命存在的理由。这是包括政府和民间在内的权势集团积极改良的动力之一，也是其效果。可以说美国的资产阶级十分明智(也可以批判为十分”狡猾”)。
“反面榜样”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在大部分时间内起了反面榜样的作用。社会主义理论比之于任何改良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吸引力和存在的价值在于其彻底性，不言而喻，在这个社会中，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人民应该享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确实在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工人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产生过这样的吸引力，从而使资产阶级怀有恐惧心理，这是20年代”恐赤潮”之由来。苏联革命初期物质上的极端困苦并没有影响其吸引力，但是自斯大林执政以后接踵而来的种种清洗和镇压不断使一批一批的向往者幻灭，而且使各国忠于苏联的共产党人经常处于尴尬境地，在本国人民中孤立。结果，本来对美国社会极为不满的人鉴于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二害相权取其轻，只能与改良的资本主义妥协。
到90年代初，由于中国的天安 门事件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一些思想者沾沾自喜，”历史终结”论应运而生，认为一劳永逸地确立了西方制度的普世性，再不会有挑战。但是过了几年，世界的发展似乎并不完全如他们所想象，再回顾美国国内，尽管作为国家富甲天下，但是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本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所批判的种种城市罪恶有增无减，科技高度发达对人类是祸是福引起根本怀疑……，于是批判之风又起。在学术界，承六、七十年代欧洲思潮之余沫，兴起了对所谓”后现代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 这实际是美国思想界的常规，每隔一段时期就对本身进行一次审视，也是对前一段过于自信的逆反。这种思潮也反映了对后工业化社会和整个科学发展的迷茫和怀疑，与60年代有相似之处。但不论是国际和国内形势，还是其本身的表现和影响都与本世纪前几次的思想批判不可同日而语。当前的”左派”思潮始终局限于学院内，在学术界也处于边缘，一则是语言晦涩，很难有广泛的读者，二则是只”解构”已有的秩序，不提出建设性的主张，也不准备有所行动。但是这种非主流的、批判的声音存在，总有其合理性，并且是社会活力的表现。
另外一种批判来自权势集团内部，表现了一种忧心。例如50年代苏联卫星上天之后的”导弹距离”说，引发了权势集团内部对美国教育的尖锐批评，导致教育改革;80年代对日本经济强势的夸大和”美国衰落论”，导致对美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深入研究和改造;还有担心白人主流文化失去控制地位的”美国四分五裂”说(阿瑟*施莱辛格)、”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等等，都属于这一类。每一次总统竞选中两党以及竞选双方的互相揭短、攻击，除去涉及个人的之外，多数都是对当前政治和社会弊病的审查，其所指出的问题之切中要害和批判之尖锐，不亚于来自基层愤愤不平的群众的批评。尽管有些问题在野者执政后照样无能为力，但是这种定期的公开批判至少可以起敲警钟的作用，并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瑞典著名社会学家古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20、30年代访美，对美国人的公开自我揭短印象深刻，他把这归之于基督教对罪行的忏悔心理。他写道： “美国人强烈地、诚心诚意地‘反对罪行’，对自己的罪行也决不稍怠。他审视自己的错误，把它记录在案，然后在屋顶上高声宣扬，以最严厉的词句批判自己，包括谴责伪善。如果说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国的腐化现象、有组织的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弊病的话，那不是由于其特别邪恶，而是由于美国人自己爱宣扬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