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出于基督教的悔罪伦理，还是出于自由主义的公众认知权的原则，还是出于媒体的揭丑传统，还是出于权势集团的忧患意识，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和对通过公开讨论解决问题的信心是美国改良机制的灵魂，也是其活力所在。反过来，也可以设想，在这样锲而不舍的大声疾呼、公开”家丑外扬”的制度下，仍然腐化丑闻不断出现，如果加以遮掩，压制批判，听任脓疮在暗室中发酵、发霉，其后果将是如何。
一方面是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一方面是在言论自由的保障下全社会自我揭短、互相揭短的批判的传统，共同促成了持续的渐进的改良。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却得以把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一次次度过危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在不断摇晃中避免了激烈震荡乃至解体。
中介势力—-基金会及其他私人公益事业
在美国的渐进改良中还有一种极为重要的力量就是私人公益事业。国人所熟悉的各种”基金会”是其中一种形式。这种公益事业古已有之，现在也非美国所独有，但是在美国最发达，其达到的规模和所起的作用任何国家无法比拟。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基金会这一事物为例，它兴起于20世纪初，与进步主义同步发展，到目前数目已达几万个，资产上千亿，可以说是20世纪美国一大特产。它是政府的补充，是社会的缓冲剂，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最佳途径，授受双方都从中得益。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两大特点：一、从一开始，都是以传播知识，促进文化教育事业为宗旨，已经形成传统，这一点对美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而且其影响早已超越国界，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影响一方面对造福人类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在全世界扩大文化影响的有力途径，是外交政策”沉默的伙伴”;二、它是由大资本家自愿出资成立的，但是一旦成立，就成为独立的、根据基金会的章程和有关法律运转的机构，不以出资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不同于个人的慈善行为。
造成资本家”自愿”把一部分财产归还给社会的原因很多，不能简单地以”沽名钓誉”，或争取免税来解释，尽管不排除这种因素。更深层次的还要从基督教文明的价值观，重教育的传统和渐进主义的妥协模式中去找。它还体现了美国人对”大政府”的根深蒂固的疑虑，对”私人”力量的推崇，也是”向下渗透(trickling down)”理论的极好的体现。这是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资产者的一大创举，在美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也可以说是美国式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从世纪初的卡内基、洛克菲勒到世纪中的福特到世纪末的特纳和比尔*盖茨都遵循这一”发了财就捐赠”的传统，而且都着眼于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在普通人那里，基金会已进入的日常生活，凡有人想要从事科研、教育、文化或社会公益事业，自然就想到向某个美国基金会报一个”项目”，申请资助。全世界都如此(即使是欧洲的一些著名文化学术机构，追根溯源，其资金来源的重头往往是美国基金会)，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一事物的巨大意义，特别是它所起的平衡自由与平等的悖论的杠杆作用。这样一种威力巨大的事物产生和发达于20世纪的美国决非偶然，其物质基础是民间聚集的巨大的财富。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富人手里的钱多得花不完，任何国家无可比拟;另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思想传统。
若追根溯源，美国的捐赠思想还是来自英国，早期的温特罗普、富兰克林等人已有不少言论和行动。到本世纪初，开大基金会风气之先最著名的当属钢铁大王卡耐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们以残酷无情的手段发家致富，得到”强盗爵爷”的恶名;同时又是著名的慈善家，不但对各项事业的巨额捐赠成果累累，而且树立了基金会的模式，对整个这一领域都有深远影响。他们捐赠的重点多在文教、卫生、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方面，还包括社会改良运动，大多带有开创性，其业绩在一篇文章中难以尽述。 现在要探讨的是其思想基础。
老卡耐基与老洛克菲勒有很多共同点，都是白手起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尽管所属教会不同，在建立基金会之前都已进行过大量捐赠，身边都有笃信宗教的好友为其策划把捐赠制度化。卡耐基发表的文章题为”财富的福音”如今已成为公益事业的经典。 其中表达一种信仰，归纳起来，就是：社会的贫富不均是上帝定的，人就是有优劣之分。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是凭才能和努力达到的。但是一旦拥有了财富和荣誉，就有责任为帮助不幸的”兄弟”和改善社会而做出贡献，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卡耐基还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捐赠不能等到死后，而且认为如何敛财和如何散财同样需要智慧和才能。老洛克菲勒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思想。他接受其好友盖茨的意见：一是巨大财富如不在生前作恰当处理，对子孙是祸不是福，甚至对社会将产生不良影响;二是要科学地进行慈善捐赠，使花的钱产生最大社会效益，变”零售”为”批发”。这是建立基金会之由来。他的信条之一是”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
对于那一代美国人来说，基督教的信仰的确是一种内在的动力。但是不止于此，它还代表美国精英的一种理想。从一些大基金会的宗旨、纲领中可以看出，它们大致目标和性质差不多，既雄心勃勃，又带有理想主义，以完善美国乃至全世界为己任，同时也致力于巩固美国的现行制度和向全世界扩张其影响。在各大基金会发展的历史中都得力于几位目光远大、有理想、有魄力、有威望的会长或顾问。他们掌握着不属于他们的财富的支配权，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贯彻于工作中，使基金会带有自己的印记。其思想偏好各有特色，不过有几个共同点：都是胸怀大志，动辄以”全社会”、”全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为目标;都强调向问题的根源开刀，也就是着重治本而不是治标，因此选项带有前沿性、开创性;关于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不同的人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则是共同的。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大基金会的倾向性可以促成一些重大发明，或整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或影响某些学术机构的消长。它还是各种”思想库”研究项目的主要经济来源，无形中对政府政策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们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待社会弱势集团和不发达国家，特别体现了美国的”白人的重担”和”天命”思想。在国际上，当然维护美国的利益，不过基本上忠于和平和人道的途径，仍以文化教育为主业。
基金会这样一种公益事业发达于本世纪初不是偶然的。它刚好处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导下的自由放任经济的顶峰和要求平等的进步主义思潮勃兴的交汇点。那些大工业巨头们无不是乘自由市场经济之风扶摇直上，到达高处时却发现自己已是众矢之的，被当作一切罪恶的化身，所植根的社会正在孕育着深刻的变革。他们处于两面夹攻之中，一方面是底层劳动者和社会舆论的愤怒和批判;一方面是政府的反托拉斯法和其他限制措施。更有甚者，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已传入。在这种情况下，有远见的企业家明智的做法是采取主动，汇入社会改良的潮流。因为这些大富翁都是制度的受益者，十分珍惜和热爱这个社会，不愿看到动乱和革命，彻底改变现状，于是自觉地以主人翁精神来为国家排難解忧，以巩固正在迅速发展的企业制度和政治秩序，并使之为广大公众所接受。最方便、最现成的手段就是发扬捐赠的传统，使其更加有组织、有目的、达到最大的效果。同时也使自己身后留下较好的名声。所以，社会调和是其实用的目的，用卡耐基的话来说，是要”使得兄弟的纽带仍能把富人和穷人联结在和谐的关系中”。
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如前所述，从根本上讲，目标是一致的，是起”补台”作用，在主要政策上默契配合。大基金会本身就是构成美国权势集团的主要部分，其负责人与政府高级官员经常对换角色，在相互的大门中进进出出，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但同时它又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而且特别注意保持自己的非官方和独立性，与政府保持距离，并且从思想上又是政府干预的反对派。政府则一方面以免税鼓励捐赠，一方面又对它不放心，需要经常进行审查、监督和限制，有时相互之间关系很紧张。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压力可以来自”左”、”右”两方面。例如，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一些大基金会曾以”亲共”嫌疑受到国会审查;60年代末，享受免税的公益事业又受到滥用权利为资本家谋私利的指控，国会曾举行大规模的听政会并通过著名的《帕特曼法》加以限制。
还需要指出的是，以罗斯福的”新政”划线，私人公益事业在这前后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自”新政”之后，政府担负起社会福利事业，在观念上责无旁贷，在实际开支上也占大头，远远超过各种私人捐赠的总和。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叶，私人公益事业在帮助美国社会克服危机，平稳过渡方面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二战以后则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它所具有的灵活性和优越性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的作用仍是政府所不能替代的，不能单纯以拨款数来衡量。
总的说来，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私人公益事业是美国制度的支柱之一。如果说社会批判运动和舆论的揭丑是对疾病的检查和诊断，那么基金会的活动就是一种治疗手段。它不是动手术，而是保守疗法，所致力的不是”拆台”而是”补台”，起的作用是抹平尖锐的矛盾，推动健康的发展，所以它是美国渐进改良中一股强大而稳健的推动力，而且站在这一改良的最前沿。今天新生代的美国富豪的思想状况和价值观念与当年的巨头们显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例如比尔*盖茨不见得有卡耐基那样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但是致富以后应该为社会公益事业有所捐赠，已经形成传统，也是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并且在操作上也有成熟的法律和机制。所以，”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这一代表美国人双重人格的模式还将继续下去。
综上所述，美国的平稳发展得力于三种力量联合的渐进改良。但是尖锐的社会矛盾是通向适时的和平改良，还是政治集团阴谋政变，还是群众性的暴力革命，往往不以人的理性判断为转移，而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决定性的是统治者的意愿及其主导思想和群众的传统和行为模式。而这上下两方面的传统，归根结底还是长期的政治体制和占社会主流的思想培养出来的。
(四)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
80年代中期，以保尔·肯尼迪的《大国兴衰》一书为契机，“美国衰落论”曾在美国和世界风行一时，当然都有相当的事实和数字依据。但是笔者一直不以为然，认为美国的潜力远未发挥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才优势，后来在《战后美国外交史》的”绪论”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常为论者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的人才优势。如果说今后国际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经济实力又取决于高科技和各种管理人才的话，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的优势仍将是他国所不能及的一大强项。美国是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不仅是在立国初期和‘拓边’时期如此，这一过程贯穿于每个历史时期，至今方兴未艾。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又可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这种情况不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智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大批移民当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但美国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进行择优。人才状况不时孤立的，它既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
现在看来这段话已为近年来的事实成倍地证实，但是还没有揭示美国吸引人才的内在根源。那时”知识经济”这一新名词尚未流行，但是大家都已意识到在今后的发展中知识或智力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这是肯定的。前几年，”后工业化社会”一词用得较多，但是不明确这”后”面是什么。现在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称呼，那就是”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美国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优势之最就是人才。这里有作为移民国家的先天因素，也有教育文化的后天因素。不仅是高级人才的比例，更重要的是普遍的人口素质，也就是”国民性”。
先天的人口优势与人尽其用的环境相结合
美国在”人”的因素上得天独厚在于移民国家的特点。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人口的构成如此复杂，没有哪一方土地是这样的万国殖民地，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几百年来总能博采各民族之精华为己所用，而且这一情况还在继续下去。当然这一特点也正在造成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可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成”远超过”败”。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民族大迁徙，许多国家今天的一部分人口的祖先也来自其他地方。但是美国情况不同：1)美国的移民是陆续形成，一批一批来的，不是一次涌来;2)最早来美国的移民是来自当时世界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带来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思想观念;3)从”五月花公约”到”独立宣言”的一百年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核心价值观，成为以后无论来自何方的移民的认同的中心，产生独特的凝聚力。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而且证明有很强的粘附力，否则美利坚民族就无法诞生和延续。
事实上，直到现在，美国的主要人口构成中欧洲裔还是占压倒多数(关于欧洲不同的族裔，此处不细说)。至少直到二战之前，美国一直源源不断从欧洲吸取精华，包括思想、人才、体制、科学发明等等。许多新理论和新发明首创于欧洲而最后完成和实践在美国。有一则流传的故事：凱恩斯提出他的学说后，跑到美国去说服罗斯福予以实施，他说英国有颗大脑袋，而美国有个大身体，把英国的脑袋移植到美国的身体上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不论凯恩斯本人是否说过这样的话，讲这故事的一定是英国人，反映了一种优越感和没落感混杂的心理，但是也很形象地描绘了欧洲与美国的关系，也就是力不从心的欧洲的精华移植到美国得到新生。
但是源于欧洲的理论到美国得以新生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美国的物质力量。如美国著名企业家朱克曼(Motimor Zucherman)指出的，造成美国的经济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独一无二的”美记”企业管理资本主义。它本身有一种特殊的自我更新机制和灵活的转型和适应能力。由于幅员辽阔、市场巨大和人口复杂的需要，美国发展出了特有的企业精神，善于经营管理的传统，相信科学技术，以数字、法律、合同为基础，而不是以人际关系和习俗为基础。美国的企业除了吸收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的先天条件外，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舍得在培训人才上花本钱。从19世纪末，”新边疆”结束后，整个大陆由纵横交错的铁路连成一片，又取消了州际的关税壁垒，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劲动力，新发明层出不穷，而且迅速普及，代替了地理上的新边疆。今天，美国的”新边疆”是全球经济，并且仍在不断开拓，其企业精神和个人独创性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比工业化时代更加能发挥优势。所以19世纪出现了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这样能够把握世纪的巨头，20世纪一大批领导世界新潮流的网络巨头也出现在美国就不是偶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