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必须提到杜威的影响，因为他的教育思想对20世纪美国教育影响最大。我国一向把它称作实用主义的代表。实际并不完全确切。从其倡导的精神与内容来看，正好是对趋于庸俗的实用主义的一种逆反，毋宁说是体现了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同时也属于改良和普及的潮流中的一部分。他主张知行合一、彻底的”有教无类”、把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基本力量、顺应人的自然天性，最大限度地开发儿童的创造力，把儿童教育成”合作的人”以别于”竞争的人”，充满服务精神等等。这些都带有那个时代浓厚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在现实中难以完全贯彻，与今天美国中小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相距更远。但是他以及一大批与他思想相同或受他影响的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对美国教育改革还是功不可没。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想，美国的教育能够为最广泛的阶层所享有，能最好地与社会需要相联系，而尚未完全陷入最短视庸俗的实用主义。
4.教育改革是永恒的主题。
每当美国人感到国家出了问题，或是遇到了难题或危机，就想到教育有问题。所以，教育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
战后几十年来，中小学教学质量低，一直是困扰美国的一大问题，尽管朝野都予以关注，也不断采取措施，却似乎成效不大。1981年有一批教育家和学者成立了”优化教育网”，两年后出了一本书，题为《国家在危急中》，历数教育滑坡现象。这本书引起全社会的震动，从那时起展开了”优化教育运动”。南方一些基础教育较差的州领导，包括当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而在本地进行改革，提高了中学毕业的标准。另外，重新强调在课程中加强基本知识教学，也是一项改革内容，但这只是建议，并无强制性，完全达到此要求的高中毕业生不多，不过比例逐年增加，多少有些效果。
无论如何，教育的普及还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大学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是一般说来，一个人经过几年大学教育，除了学到专业知识外，视野总要开阔一些，眼光远大一些，特别是养成学习的习惯，终身受用。在美国的特殊条件下，大学的普及对缓解种族矛盾起的作用很大，一方面，在校园中和睦相处可减少白人青年的种族偏见;一方面给少数民族以较为平等的提高自己的机会。美国有一位历史学家在讲到1929年的大萧条时有一段话说明普及教育发挥的作用：
“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象美国一样建立了那么依靠人民高度文化程度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没有别的国家象美国那么幅员广大、居民血统和社会背景这么多样化，依赖它的教育系统来训练人民学会和睦相处的艺术。如果真有一个时期证明过去几代人花在教育上的大量开支起了作用的话，那就是1929年到1933年这一段时期。当时，人人都在困难之中，人人都需要容忍，人人都需要深思熟虑，然而又采取批判态度，这样，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团结才不致消亡”
不论还存在哪些问题，迄今为止，美国以雄厚的物质力量为后盾的对普及教育的信仰，和它的既实用又自由的高等教育制度，无疑是造成美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巨大财富。
(五)异化和悖论
在进入21世纪时美国依然充满着严重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有些是固有的矛盾，有些是新问题。贫富悬殊、种族矛盾、”世风日下”、暴力充斥、犯罪率始终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等等，都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是人们经常谈到的话题。关于美国兴衰问题，现在和过去一样，始终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美国的兴旺是暂时现象， 其中有泡沫成分，繁荣中孕育着衰退的因素，终将表现出来;一派认为有种种新的因素促成了这种新的经济良性循环，美国的发展仍将不可限量。本文感兴趣的不是绝对数字和静止的状态，而是构成美国最基本的活力，在20世纪促使美国发展到今天的那些因素是否还将继续起作用，或者将发生哪些消极的和积极的变化。
平等问题
今天美国最明显的社会问题仍然是贫富悬殊。经过一个世纪的批判、改革、福利政策，济贫措施等等，社会从金字塔变成了枣核形，也就是出现了一个中产阶层，两头小，中间大。但是就两头而言，差距并没有缩小，而且70年代以来在逐步扩大。与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比，美国依然是发展势头较猛，社会活力更大，但是不平等现象严重得多。从直观的感觉上看，美国的大城市的”富人区”和”穷人区”仍然天上地下，对比鲜明，而且”穷人区”常常等同于”不安全区”。流浪汉、乞丐、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从统计数字上来看，从70年代到90年代，标志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一直在扩大：1947-1970年，从0.376降至0.353，而1970之后一直上升，至1995年达0.450。
1986年，也就是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之后20年，一位国会议员公布了美国两极分化的数字：占人口1%的超级富翁1963年拥有25%的社会财富，到1983年上升至26.9%。10%的最富有的人口拥有68%的财富，在20年中增加了4%。他说：
“从1963到1983年间，不处于经济图腾杖的顶端的90%的美国家庭损失了他们占有的国民财富份额的将近10%。这一趋势与我国公民一般认为的财富分配趋于平等的设想背道而驰”。
这20年正是几届共和党政府为减少财政赤字对大政府进行调整的时期，特别是经历了里根的对福利政府大幅度逆转政策。所以说明，美国在平等与发展之间摇摆前进的道路上为之付出代价的还是穷人。
克林顿两届政府期间经济持续繁荣，时间之长为战后所少见，而且失业、通涨都保持在低水平，但是贫富差距却有增无减。根据美国官方的数字，从1973年到1995年中期，美国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而普通职工的实际小时工资却下降了14%。在80年代，所有的收入增额都归于上层的20%的职工，而其中1%占去了增额的64%。如果不以工资计，而以收入计，差距就更大，最上层的1%的人得到总增长额的90%。总的趋势是，20%的上层家庭的收入不断上升，而下层20%不断下降，1993年前者是后者的13.4倍，打破了美国的历史记录。
一般美国人对此不能无动于衷，谈起在富足的社会中这种贫困现象都认为是美国的耻辱，尽管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至今争论不休。1992年美国大选时，前总统卡特在推选克林顿当候选人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作主要发言，揭露美国贫富悬殊和社会的不公正，其尖锐程度不亚于通常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抨击，他描绘的贫民窟图景仍可与本世纪初的暴露文学媲美。他还驳斥了右派说这些人穷是因为他们太懒，不求上进，缺乏家庭观念等论调，并以自己亲身从事社会工作的经历说明，这些人只要给他们改善生活的机会，他们和”我们”一样雄心勃勃，一样愿意辛勤工作，一样关心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当然卡特的这番讲话是在大选中发表的，带有党派斗争的色彩。他提出的争论观点正好说明了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观点之争，也就是美国式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不同思路依然如故。而实践证明，民主党执政以后并不能扭转这一状况。因为自约翰逊以后，联邦政府的福利负担已经到顶，克林顿面临的是非改不可的医疗制度。卡特批评共和党削减联邦政府福利开支，克林顿还得进一步压缩政府的福利开支，其改革方向是福利事业私有化，责成企业在技术更新过程中负担职工培训。这在实际上往往遭到企业主的抵制，结果对于中低收入的家庭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利的。
美国的”新经济”引起经济结构的深刻改变，导致工资差距迅速扩大。一小部分掌握最新知识的高级人员收入大幅度提高，同时包括相当多的中等收入者在内的非专业人员收入下降。失业率总体是低的，但是企业裁员率大大增加，据美国管理协会的数字，1989年各企业报告的减员总数为35.7%，1994年上升至47.3%。1995年有29.7%的职工每小时平均工资低于贫困线，这些人按照通常的标准，并不见得都是”非熟练”工人，而只是属于非热门工种。 “新经济”是否一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现在尚无定论。但是至少目前在靠工资收入的人中，在工资、职业稳定性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三个方面的不平等都有所扩大，更不用说处于最上层的亿万富翁与贫民之间的差距了。还有一种新的现象是新富多为暴发户，而且日趋年轻化。与过去那种白手起家，奋斗多年而后积累起一份家业的富豪大不相同。竞争之激烈，消长、升降速度之快，也是空前的。在这种形势下，原来的调节社会的机制是否够用，”美国精神”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尚待进一步观察。
种族矛盾与文化多元化
贫富悬殊与种族问题不可分。整个20世纪的改良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争取种族平等。应该说，从社会观念到少数族群 – 特别是黑人 – 的实际境遇都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美国的痼疾仍然未消。有些问题陷入怪圈，很难突破。至今提到贫困、犯罪、毒品、校园和街头暴力、教育水平低下等等，还是和黑人以及拉美移民相联系。一些大城市的黑人聚居区也是犯罪高发区，那里房价低，市政建设差，是众所周知的。由于中小学是就近入学的，差距必然反映到基础教育水平，也就是贫苦黑人的子弟很难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从大城市的9年制、12年制学校学生的成分看，实际的种族分野还相当普遍。美国中上层白人和亚洲族裔一样，常有”孟母三迁”的精神，卜居先考虑子女上学的条件，其结果是政治上人为的种族隔离取消了，由经济等原因造成的事实的隔离又”自然地”形成，而且传代。基础教育的差距必然影响到上大学的机会，和就业的条件，这样形成的循环至今仍然没有打破。美国黑人今天的状况离事实上的平等还有很长的路。
当前，在新的一轮”数字经济”的竞争中，黑人又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据商务部的一份报告统计：白人家庭拥有电脑率为40.8%，而黑人家庭为19.3%，白人上网者占21.2%，黑人只占7.7%。这些问题从政府到有关社会团体以及社会科学界都在给予关注。1992年洛杉矶因白人警察殴打黑人而爆发街头暴力示威时，有一家华人报纸评论说，美国黑人问题是白人”祖宗造的孽”，今天仍然需要继续还债。此话颇为生动地说明了美国的黑白种族关系，黑人问题仍然是占主流地位的白人无法卸掉的负担。
今天美国面临的种族问题不止是历史遗留的黑人贫困的问题，而是复杂得多的”美国人”的自性，新移民要不要”美国化”的问题。少数族群的觉悟迅速提高，代表族群的要求就更为强烈，主要表现在对主流文化的挑战，这与1918年的大游行所反映的新移民急于认同主流文化的心态刚好相反。这个问题从二战以后就开始存在， 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对白人主流文化统治美国的现状的反抗也同时兴起，与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和抵制属于同一潮流。自那时起发生了观念上微妙的变化(为方便计，姑且以简单化的”左”和”右”来概括)：过去”左”派反对种族隔离，反对强调种族区别，主张帮助黑人和新移民尽快”美国化”，成为平等的一员;右派种族主义者则排斥黑人和新移民，认为非我族类，不可能”化”作美国人，只能按族群区别对待。
60年代之后，”左派”开始拒绝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化”，也就是拒绝接受美国的主流文化，而强调每一个族群的传统和特点，认为长期受压抑而不能得到充分表现的文化必须加倍伸张，也就是加强种族意识，族群觉悟，而不是争取个人的权利。这一观念与极右派殊途同归，只不过一个认为不应该”化”，一个认为不可能”化”。处于中间的代表美国主流的精英则仍然坚持以原来白人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美国化”。他们承认今天的许多种族矛盾现象主要是过去种族歧视造成的恶果，是美国历史的耻辱，应该继续努力消除这种后果，不过他们认为进一步强调种族区别将适得其反。这一争论主要是在大学校园中和学术界，规模也不小。80-90年代关于”肯定行动计划”之争和90年代围绕历史教科书的大辩论都反映了在种族问题上两种思想之争：前者关系到如何弥补历史遗留的种族不平等;后者涉及的问题更加深刻：美国的历史是否从根本上应该改写，不再承认白人基督教文明的的主流地位，还涉及教学内容–从大学课程发展到中小学课本–和选拔教师以及招生标准。
如何诠释历史关系到如何塑造未来，也就关系到美国是否还能继续在多元化中维持其原来的主流文化。笔者以为，在短期内，美国的多元文化远不足以威胁主流文化的地位，和社会其他弱势群体一样，唯其处于边缘，才要大声疾呼，事实上移民”美国化”的过程仍在继续，不论是自愿还是不得已。但是一旦经济情况恶化，或是社会发生某种危机时，白人种族主义依然可能上升，种族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更加复杂，不完全是在白人与少数族群之间，而可能发生于先来后到，不同处境的少数族群之间。例如1992年洛杉矶因白人警察殴打黑人而引起的街头暴动，被打砸的对象却主要是亚裔。美国的移民政策是加紧控制和排斥，还是放宽和鼓励，这是美国特有的从理论到实践的悖论。
就社会危机而言，单纯的贫富悬殊不足以导致暴力冲突，但是种族矛盾仍是美国社会最难化解的足以引起动乱的潜在危险。
市场”专政”与自由主义的极限
美国在发展机制上靠市场经济，在精神上靠自由主义，二者相辅相成造成了美国的强大。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其消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今天的种种负面现象归根结底与这两大因素有关。
对市场决定一切的机制如果没有足够强有力的制约，就发展到制度化的”唯利是图”，结果是从市场竞争走向市场”专政”。市场既然视消费者为”上帝”，一切行为都是以鼓励消费为目的，社会风气必然媚富嫌贫，而且出现疯狂的高消费生活模式。有人说，自从信用卡出现以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先劳动后享受变成先享受了再说，精神的堕落从这里开始。这是极而言之。不过二战以后美国社会向高消费迅速发展的确是令世人咋舌的。
首先是对青少年的教育。消费的诱惑对于青少年比成人更加不可抗拒。家境优越，有希望进入名牌大学从而跻身于上层社会的青年尚有推迟享受的动力，学习有一定目标，而对大多数贫苦子弟来说，这种希望太渺茫，太遥远，眼前的诱惑又太迫切。在道德行为方面，商业文化的潜移默化远远超过教师的谆谆教导(假设教师都是这样做的话，其实未必)。所以，美国基础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消费社会造成的思维方式。这是任何”教改”所无能为力的。所以美国针对中小城市学教育的改革经常不断，却收效甚微。涉及占人口多数的平民百姓子弟的基础教育的严重缺陷，造成美国缺少熟练工人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这种现象从长远看将改变美国的人口素质，腐蚀美国赖以立国并发展到今天的”美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