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经济人末日”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论断，在时间上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地理上只适用于德意两国而不适用于英美等国。“经济人末日”这个论断既低估了“经济人”概念的弹性和容量，也误判了“经济人社会”的苟延残喘能力(以苏联为例)以及自我纠错能力(以欧美资本主义为例)。

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在试图扩充理性-经济人的概念，用合情理的、自爱等观念去增厚理性-经济人的单向度理解，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理论上的修订不能反映到制度安排上，如果社会组织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仍旧是传统的经济人假设，那就只是理论家的自说自话。毋庸讳言，现代资本主义所孕生的巨大不平等与选举意义上“彻底的民主制”构成的巨大张力，是当时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所无法消化的积食。但这不意味着只有“非经济社会”(无论它是法西斯主义的还是自由民主的)一条路可走，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就是在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内部进行挖潜，部分承认社会主义以及平等价值的合理性，但不放弃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

1920年代，英国保守党议员斯克尔顿意识到英国正在步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带来的关键问题是“普罗大众——他们中的多数人依靠工厂的工资生活——的政治地位和教育地位远远胜过其经济地位”。斯克尔顿相信，整个国民生活因此处于结构性失衡的危险之中。修复这一失衡的方法不是走“法西斯主义的非经济社会”道路，而是实现所谓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斯克尔顿明确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理由是“每个人所有，就等于没有人所有”。但与此同时，他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对财产匮乏的普通民众所具有的魅惑力，就此而言，“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本质上是执两用中的策略：在反对公有制的同时，通过大范围地拓展财产所有者的数量让保守主义者得以正面回应社会主义的挑战，这么做的优势在于“既不会导致革命也不会对工人阶级的要求无动于衷”。与此同时，鉴于私有财产对于个体性的充分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唯有有产者才有能力保持人格的独立性、主动性和责任感，因此，在“彻底的民主制”成为现实的“新时代”，就应该大范围地扩展财产所有者的人数，借此将工薪阶级的经济地位提升到与其政治、教育地位相匹配的程度，保证他们拥有实践政治自由的品格与能力，从而解决国民生活失衡的时代问题。

“财产所有的民主制”致力于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自由平等价值，按照德鲁克的标准，这当然仍旧属于经济人社会的思路。从战后的发展看，这一努力(包括二战期间兴起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以及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虽难言彻底成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资本主义因其巨大的自我调适能力而续命，并未走上德鲁克预言的“非经济社会”的道路。同样的，苏联在战后仍旧坚挺了四十余年才轰然倒塌，尽管它的确从未真正实现过自由平等的现代承诺。

马克思说，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遗憾的是，人类似乎天生是一个闹剧演员，谁都无法预言那些东西会不会再次卷土重来。

时间来到2016年，距离二战结束已逾七十年，这七十年里，有的大国崩溃了，有的大国正在崛起，有的奇迹业已证明是幻象，有的奇迹光环褪色，巴黎刚刚经历暴恐袭击，伊斯兰国的威胁如影随形，朝鲜的核试验又纷至沓来，追求平等的欧洲福利国家危机空前剧烈，以自由立国的美国正在遭遇桑德斯与川普的左右夹击，时代似乎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类法西斯的“非经济社会”的诱惑再次出现。

也许，德鲁克关于经济人末日的预言并没有错，它只是提前了半个多世纪?

德鲁克在1994年的再版序言中说：“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的世界，或许跟之前的所有社会一样，疯狂错乱。但偏执不是治愈疯狂世界的良方。相反，要在疯狂的环境中生存，更需要保持清醒。”现代性的根本宗旨就是凭借人类理性去营建和维系一个理性、有序、可控和可理解的社会秩序。虽然二十世纪的历史充满灾难和无序，但在一个上帝遁形的时代，我们只能将现代性的自由平等理想坚持下去，让自己的行为理性起来，正如德鲁克所言，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机会拥有一个正直的、有意义的、有成就感的人生和一个正直的社会。

就此而言，德鲁克给我们的启示也许并不在于“非经济社会”这个理想，而是无论采取哪种社会组织形态，我们都必须坚持“自由平等”这个信念。

所谓“败而不溃”，或许这就是现代人的宿命吧。

文/周濂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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