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群众的绝望,才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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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为例,虽然与极权主义的逻辑相互矛盾,但纳粹德国并没有把自由弃之不用,而是将它窃为己有,把“作为个体权利”的自由偷梁换柱成为“多数人反对个人权利”的“新自由”,悍然宣布这才是“真正的自由”。面对这个前无古人但后有来者的发明创造,德鲁克评价说:“路易十四从未在废止自由的同时,装腔作势地颁布自由。反观法西斯主义,却宣称成功地发明了真自由的秘密,这个秘密就在于废除自由所有可能的内涵。”

相比自由,法西斯主义对平等的“实现”更具欺骗性和蛊惑力。各种法西斯组织如意大利的“下班后”、德国的“欢乐力量”把工人阶级的闲暇时间充分组织起来,一方面进行无孔不入的政治监控,实现“人的社会化”(关于这个问题,哈夫纳有过精彩论述,他强调希特勒虽然没有把生产资料社会化,但强调“人的社会化”——也即把人们从摇篮到坟墓集体地组织起来,采取集体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牢牢地束缚于一套纪律”),另一方面让工人阶级在闲暇时光享受到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受的“奢侈性消费”:“戏剧、歌剧、演唱会的门票,赴阿尔卑斯山和国外的假日旅行,冬天到地中海和非洲,夏天到挪威北角的海上航行,等等。”不要小看这些非经济满足的价值和功用,作为“社会地位的权力符号”,它们足以“补偿长期以来的经济不平等”,使得“现有的经济不平等看上去比过去要不那么难以忍受”。

法西斯主义“实现”平等的手法,一言以蔽之,就是“用非经济的满足取代经济的满足,非经济的回报取代经济的回报,非经济的考虑取代经济的考虑,以此作为工业社会中的个人等级、功能和地位的基础”。托克维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的各种制度最大程度地发展了人心中的嫉妒情感”,通过提供非经济的满足以及社会平等感,“法西斯主义的非经济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很好地解决了嫉妒难题,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它真的解决了欧美资本主义和苏联都无力解决的平等难题吗?德鲁克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些努力顶多只是真实事物的廉价替代品。它们可以补偿经济的不平等,但不能把作为社会区隔要素的经济不平等彻底移除。在车祸中失去一条腿的人也许可以通过保险得到相当可观的赔偿,但是没有任何保险赔偿可以给他一条新腿。”

由是观之,“法西斯主义的非经济社会”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由和平等,德意民众见证的不是奇迹而是幻象。

可是,问题在于,德意民众何时能“意识”到自己见证的不是奇迹而是幻象?在1939年极权主义的极盛期,德鲁克没有任何现成在手的客观证据来证明极权主义的必然失败,他拥有的只是理性,还有当理性不足时必须诉诸的价值信念。这个信念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自由平等是无法阻挡的。

以极权主义经济“奇迹”为例,德鲁克认为其奥秘只有一条——“管制性消费”:通过全面管控经济生活,特别是管制消费,挤压出资本,从而用来投资生产。在此过程中,虽然表面上还保留着私有财产和私人获利的原则,但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失去了自主性。德鲁克相信,管制性消费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社会和政治领域”。这是因为极权体制下的民众“愿意”接受降低消费,这样一来,“枪炮取代黄油”就不是经济选择,而是一种道德和社会的选择。也正因为此,与一般人的观点相反,德鲁克认为“降低消费并非极权主义社会的弱点,反而是它主要的力量源泉”。只要在降低消费的过程中,下层阶级的降低比例小于上层阶级,就足以承担“非经济奖赏”的功能,从而维持住“极权主义非经济社会中最重要也最有效的社会满足感”。也正因为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德鲁克承认,“极权主义奇迹的有效性和极权主义社会的稳定性都无法通过经济得到证实或者证伪”。但是从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对人性的基本洞察出发,德鲁克相信:“这些决定性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极权主义能否完成它的社会和政治奇迹,以及它能否驱逐恶魔,恢复社会和世界的理性。”

简而言之,“如果崩溃真有一天到来,那也会是道德的而非经济的崩溃”。我认为这是一个无比英明的判断,它不仅在德意两国日后的失败中得到了验证,而且对于今日各国也极富启发性,很多学者判断经济发展是国家的稳定器,除非经济崩盘社会才会崩溃,但德鲁克告诉我们,全力以赴地提振经济,希望以此来延缓和疗治社会和政治的病征,也许恰恰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或许有人会不满意德鲁克的分析进路,认为其中掺杂了太多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和价值判断的元素,但是在我看来,丧失了道德维度的社会科学将不能解释人为何如此行动,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稳定性问题。价值判断不是非理性或者反理性的,它是人类理性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理性不足时的必要补充。

德鲁克坚信蛰伏于社会深处的、基于个人自由才有可能蓬勃生长的力量。为此他一再警告西欧民主国家,切不可让经济生产附属于军备和工业防御,因为军事和组织永远都不是首要的目标,个人自由、个人在经济社会中的尊严和安全才是。也正因为此,德鲁克接受“经济人末日”这个基本前提,但绝不接受“法西斯主义下的非经济社会”这个解决方案,他把希望寄托于“在我们现有的经济社会基础上,发展出一个新的、自由平等的非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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