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发生时，极度震惊的人们往往会像兔子呆视着巨蟒那样陷入肌无力和脑瘫的状态。一厢情愿地默念咒语“我没看见!我没看见!”或者“它会消失!它会消失!”是无济于事的，满腔愤懑地指责、控诉甚至反抗同样无济于事。抵御希特勒的魔力需要人格的力量，刺穿纳粹德国的盛世幻象则须凭借理性的力量。
德鲁克认为：“所有抵抗法西斯威胁的运动皆徒劳无功的原因，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在抵抗什么。我们知道法西斯主义的表征，却不了解它的起因及意义。而那些自称反法西斯主义者、将反对法西斯作为主要信条的人士，所坚决抵抗的是他们自己捏造的幻觉。这种无知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分析法西斯主义之成因，看来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白没有发生什么，或者说，在所发生的事情中，哪些是根本的，哪些是无足轻重甚至毫无意义的。
德鲁克告诉我们，关于极权主义的成因与本质，有三种流俗的说法毫无意义：
第一，极权主义是“人类原始残忍野性的恶意爆发”，这个说法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它能够解释的对象太多了——“暴虐、残酷和血腥是每一场革命的共有特征”;
第二，极权主义是“资本主义拖延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一搏”，这个说法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它不过是在“扭曲历史”，纳粹德国的国防经济压根就不是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的兴起也与资本主义的失败无关;
第三，极权主义的兴起是因为法西斯和纳粹“无耻而技巧完美的宣传手法”，以及“群众被宣传麻痹了”。对这个广为接受的说法，德鲁克的观点尤其让人意外，他直斥其为“对法西斯主义最危险也最愚蠢的解释”。德鲁克的理由是，首先，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直到法西斯主义胜利之前，所有宣传工具其实都牢牢地握在反法西斯分子手上。没有哪家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不极尽揶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能事，支持纳粹及法西斯的报纸则乏人问津、濒临倒闭。”其次，德鲁克认为“宣传只能改变本来就相信的人，也唯有满足人们现在的需求，或平息人们面临的恐惧时，宣传才具有吸引力”。一言以蔽之，“宣传并非起因，反宣传也绝非解决之道”。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德鲁克的回答是：“群众的绝望，才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绝望”既不是群体的心理幻觉，也不是政治宣传的扭曲结果，而是社会力量此消彼长以及社会结构变迁所导致的公共政治文化心理的真实体现。一言以蔽之，所谓群众的绝望乃是由“旧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所造成的绝望”。
有人也许会问，“群众的绝望”难道只是德意两国的特殊经验吗?它为什么没有蔓延到英法诸国，进而摧毁英国人和法国人对资本主义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作为一个失败的民主实验，魏玛共和国可供检讨的问题非常多。有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当时半总统制和纯粹的比例代表制的结合，导致整个新兴的民主政体无法解决魏玛面临的基本政治经济问题，从而使独裁作为一个替代性的方案登场。也有学者从公共文化政治心理的角度解释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比如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在《非自由主义的失败》中认为，“非自由主义的倾向”在1866至1933年德国的政治发展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具体表现如下：有非常多受过良好教育但不问政治的市民阶层，日益高涨的文化自豪感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强调德国道路，对魏玛宪法以及民主政府的深刻怀疑，对俾斯麦重大问题只能由铁和血才能给出回答的主张深信不疑。
对德鲁克来说，德意两国之所以出现民主崩溃的现象，是因为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民族统一大业以及“崇高理想”对德意人民具有致命的诱惑力：“德国与意大利在19世纪吸引民众情感忠诚的伟大经验，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秩序的胜利，而是因为民族统一的胜利。两国的革命运动首先都以民族为目标，其次才是民主。为了民族统一而战，为了民族统一而流血牺牲。资产阶级秩序只是作为实现民族统一的工具才被接受的。”归根结底，德意民众与民主信条之间并未建立起真正的情感联系。一旦时势不利，就会出现“救亡压倒启蒙”、“民族解放压倒个人自由”的结果。相比之下，“英国、法国、荷兰和北欧国家为民主奋斗的经验和传统，则深植于民众的心中。这些国家早就完成了民族统一，因此民主信念能凭本身的条件显出情感的价值”。因此，哪怕西欧和北欧民主同样面临着“经济人末日”的威胁，但是民众在情感和情绪上依然对“民主表象(facade of democracy)”抱有忠诚。德鲁克相信，这种忠诚能够确保外在形式(outward forms)继续存活相当一段时间，哪怕背后的结构已经倾倒。
人是热爱秩序的动物，古希腊哲人阿那克萨戈拉说：“在万物混沌中，思想产生并创造了秩序。”通过思想分门别类，让宇宙星辰各归其位，江海河川井井有条，飞鸟虫鱼适得其所，老少贤愚各司其职，人心才能安顿，社会才能安定。不同的秩序拥有不同的基准，在德鲁克看来，欧洲两千年来所有的秩序和信条都源自基督教，它以自由平等为目标，并且把最终一定会实现自由平等作为秩序正当性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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