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群众的绝望,才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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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济社会”的诱惑再现

假如希特勒在1938年死于一场刺杀,德国人将会如何评价他?约阿西姆·费斯特在《希特勒传》中设想了这么一种可能,他的结论是:“只会有少数人犹豫把他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者德国历史的完成者。”这真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判断,因为它很有可能就是事实。

希特勒上台之前,由于他显而易见的混乱、癫狂和可笑,以至于多数知识人对他轻蔑有加,图霍尔斯基就曾经说过:“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他只是他制造的噪音。”希特勒上台之后,人们一开始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清洗充满了恐惧,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除了重点打击、定点清除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多数人并没有真的受到波及,他们只是被雨点打湿了衣服,被大风吹翻了帽子,但并没有受到真正意义的伤害。于是,预想中的绝望,以及绝望中的反抗,都没有出现。相反的,人们暗自松了一口气,相互举杯,竟有了劫后余生的欢欣。

更加致命的是,劫后余生的德国人发现他们正在“追随”希特勒经历一场极权主义“奇迹”:

在经济上,“1933年1月,希特勒上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有六百万失业人员。短短的三年以后,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原先不堪入目的苦难与大众贫困,变成了普遍的小康状态。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希望与自信取代了不知所措和绝望。更奇妙的是,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过渡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工资与价格完全稳定”。

在军事上,“在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只有一支十万人的、没有现代武器的陆军,没有空军。1938年,德国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与空军大国”。

在外交上,成功扩军意味着“废除了《凡尔赛和约》的关键部分,即对于英国与法国的政治胜利,意味着欧洲权力格局的剧烈改变”。

面对此情此景,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解读希特勒》中干脆利落地做了总结:“从1930年至1941年间,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与军事方面,希特勒的所有行动都是成功的。”

纳粹德国阅兵式

甚少有人能够抵御大国崛起带来的眩晕感。也正因为此,哈夫纳承认费斯特思想实验的结论:如果希特勒的生命在1938年戛然而止,德国人将会永久地怀念他、歌颂他,因为那些曾经对希特勒心存疑虑的人已经深深折服于他的“成就”和“伟业”。

事后之明总是太过轻巧甚至廉价,哈夫纳说:“今天,老年人容易说:‘当时我们怎么能……?’年轻人很容易会问:‘当年你们怎么能……?’”但实情却是,对身处其境的人来说,“必须具有极为罕见的敏锐与深刻的眼光,才能在希特勒的成就与成功中看出后来灾难的根源,而且需要极高的人格力量才能抵抗这些成绩与成就的魔力”。

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彼得·德鲁克无疑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日后成为现代管理学奠基者的年轻人当时还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毕业生。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几个星期,年仅二十四岁的德鲁克开始着手撰写《经济人的末日》一书,最早的节录本在1935-1936年间由奥地利天主教徒和反纳粹的出版商以小册子形式印刷出版,1937年底完成书稿,1939年正式出版。今天,当我们站在尘埃落定的历史尽头回看《经济人的末日》,会不由自主地叹服于德鲁克的先见之明: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将会受其内在逻辑的驱使走向“终极方案”,也即屠杀所有的犹太人;西欧的大军将无法有效地阻挡德国人;斯大林最终会同希特勒签署协议。所有这些在当时正派的欧洲人听起来天方夜谭式的预言,都一一得到了验证。

这是一本异常杰出的政治小册子——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法国沦陷之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下令把它列入英国预备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书目,以期起到政治教育和宣传的功能。但是这部小书名垂青史的原因不仅在于它的预见性和战斗性,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具独创性和开拓性的社会学专著。它不像哥顿·克雷格《德国:1866年到1945年》那样探讨极权主义的政治史和经济史起源,也不像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那样梳理极权主义的哲学史和观念史渊薮,对希特勒的生平个性更是只字不提(此类代表著作包括约阿西姆·费斯特的《希特勒传》、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经济人的末日》遵循的是韦伯开创的伟大的社会学传统,探讨社会力量的此消彼长,解剖个人的社会身份、地位、功能以及组织方式,对社会现象进行真正的“社会”分析,研究社会的紧张、压力、趋势、变迁和剧变。正因为观点和方法上的独树一帜,让这本小书不断地重印再版、历久弥新。在1994年的再版序言中,德鲁克不无骄傲地指出:“本书是20世纪前半叶,也就是极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事件兴起之际,第一本试图理解这一主要社会现象的书。即便是20世纪后半叶,它仍是如此尝试的唯一作品。但愿光凭这点就能使本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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