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权主义兴起之前，欧洲人有过两次建立秩序的失败尝试：一次是资本主义，一次是社会主义。这两种主义看似水火不容，实则分享了同一种人性观——“经济人”，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人类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方法。似乎只有经济上的满足，才是对社会重要且有意义的事”。

资本主义曾经自信地认为能够“自动”实现自由和平等，但事实却是，经济的自由虽然导致物质富足，却无法实现平等，阶级冲突和社会撕裂不减反增，“这个事实摧毁了20世纪欧洲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信仰”。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和拯救者，苏联同样没有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想。苏联的强大吸引力在于它承诺会带来“新的社会秩序”及“建立平等”，德鲁克认为他们“无法奠定真正的自由”。

分析至此，德鲁克得出结论，导致经济人的末日，并且催生极权主义兴起的并非资本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是经济人的最后一搏，这场斗争一旦未果，意味着“再无可能调和经济领域的至高无上性与对自由平等作为社会之真正目标的信念”。

这就是德鲁克眼中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的事情：旧有的社会政治秩序已然土崩瓦解，废墟之上，绝望中的群众亟需一种力量来填补真空，重建秩序。在德鲁克看来，资本主义和其他主义都无法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传统的基督教会同样难堪大任，它只能“提供个人的避风港和精神寄托”，无法成为建设性的社会力量，“赋予群众一个新社会秩序的理性”。面对战争和失业这两个现代社会的恶魔，绝望的欧洲人亟需出现一个驱魔者，哪怕这个驱魔者看上去粗鄙不堪像个小丑，哪怕这个驱魔者本身就是伪装的魔鬼。

万万不可将这里的魔鬼人格化为希特勒，在经济人末日被召唤出现的魔鬼，不是某种人格化的存在物，而是“法西斯主义下的非经济社会”。

《经济人的末日》立足于两个前后相因的判断：“经济人社会已经走向末日”，以及“非经济社会的诞生具有必然性”。对此我们至少存在两种回应方式：一是接着德鲁克往下说，追问“非经济社会”的可能性及其具体形态;二是反思检讨“经济人末日”这个判断的有效性。

如果接着德鲁克往下说，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德鲁克的基本取向不是回到过去(比如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或者前工业社会)，而是超越现在(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人社会)。“非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不把经济人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但是其具体构想到底怎样?无论在《经济人的末日》还是三年后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都言之不详、付之阙如，很显然德鲁克只有一个模糊的愿景。1950年代以后他从宏大理论转入管理学领域，表面上看偏离了“非经济社会”这个理想，实则是在“曲线救国”，因为他的基本判断是：“唯有让社会释出新的基本力量，才有办法真正抵御极权主义的攻击。”管理学的思路着眼于现代公司制度下的人的组织方式，以此对抗经济人的基本理念和组织原则，只是尺度从国家缩小到了公司。

在德鲁克的构想中，不管“非经济社会”的具体形态是什么，都必须实现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基本价值。这是甄别真假“非经济社会”的照妖镜，“法西斯主义的非经济社会”之所以是一条邪路，理由正在于此。

根据德鲁克的观察，过去的革命好比“新瓶换旧酒”：打破旧制度的外立面(facade)时毫不犹豫，代以新形式和新口号也干脆利落，但旧制度的“里子”——社会的实质内涵却改变得异常缓慢。相比之下，法西斯主义者的做法却是“旧瓶装新酒”，旧秩序的实质被无情地摧毁，最表层的旧形式却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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