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拥有巨大水体阻隔的海权国来讲，其最大的安全利益与风险均只能来于海上。在势均力敌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之间争夺“区域陆权”的制衡游戏中，奉行“全球海权”的国家更在意哪一方对其海上霸主地位与现有秩序框架最具挑战意图。需要补充的是，如果势均力敌的两个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均基于安全威胁认知的紧迫性而选择了“区域陆权”战略，那么对于意图判断才会让位于对于权力结构本身的简单关注。因此，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追求“差色战略”模式的国家间，最容易争取海权国结盟的一方就是专注于“区域陆权”的国家；其次才是在两个均奉行“同色战略”模式的大国中间，依据权力均衡原则与较强陆权国的区域竞争对手成为伙伴。此外，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在地缘安全战略上的另一个认知误区在于偏执地认为：“如果不能掌握重要的海域制海权，则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海上生命线就有被扼杀的风险。因此，国家应当大力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确保本国海上生命线的畅通。”［13］这种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推演出的“安全自助”逻辑存在着三大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和平时期，海上安全从来都根本无法依靠单一国家的有限力量加以实时全覆盖。在没有爆发大规模海上冲突前提下，全球海上航线的安全一直是由海上霸权国及其联盟体系采用多边“合作安全”的方式加以维系，这并不排斥任何主权国家参与其中并承担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责任。例如，索马里全球反海盗护航；其次，如果无法构建起全球海权联盟体系，那么一旦爆发大规模海上冲突，孤悬海外的战略支点究竟是战略资产，还是远离本土、前沿质押的战略负担？例如，一战前，追求“海陆并举”战略的德国在遥远的太平洋地区的胶州湾、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等地区建立了海外军事基地。当战争爆发后，这些零星孤悬海外的军事基地不但没有成为德国“公海舰队”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反而成为国家权力资源分散的重要战略负担。在“洲级大国时代”，权力象征意义更大的零星海外军事基地或港口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战略网络体系，那么其海上军事效能将在战争爆发初期就会面临被完全抹掉的风险；再次，海上安全航线是一个立体运输网络，其安全威胁可能来自于航线中任何一个薄弱节点，因此，寄希望于仅仅规避或掌控某些重要的海峡是无法确保立体运输网络安全的。例如，即便是控制了马六甲海峡或开辟了克拉地峡从而绕过了马六甲海峡封锁的前提下，假若从波斯湾运出的油轮在浩瀚的印度洋航线被享有全球制海权的海上霸权及其联盟体系截击该怎么办？
海权与陆权之间能否像狮子与鲸鱼一样，各自满足所享有的地缘战略优势呢？事实上，追求权力不是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的目的，而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实现安全目的的手段。不论是追求“全球海权”，还是追求“区域陆权”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主要国际行为体之间寻求自身安全，进而构建秩序规范的一种手段。角色与功能相近的“同色战略”容易导致寻求优势的竞争关系，角色与功能互补的“差色战略”容易诱发基于禀赋的合作关系。对于海陆复合型两栖地缘政治大国来讲，专注于“区域陆权”优势的追求——并通过海权“推责”或“搭车”将自身海上力量的发展实行有限的自我约束，以此表明对海权国享有制海权优势的认可——有助于降低海权国对其实施“离岸平衡手”战略的风险与压力。
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对自身的战略定位仅仅局限在欧陆“区域霸权”层次。一方面，他鼓励法国积极扩张海外殖民，并成为英国最大的殖民对手；另一方面，转移俄罗斯在欧洲的注意力，鼓励其在近东和远东等地扩张，间接地增加了俄国与英日等国的矛盾。希特勒在崛起的时候也注意到了德国作为海陆复合型大国的两栖地缘政治困境。为了避免重蹈威廉二世时期“海陆并举”的两线战略困境，希特勒主张把德国优先建成一个像美国一样的从大西洋沿岸一直到乌拉尔山地区的欧洲大平原帝国。同时，为了避免刺激到海权霸主英国敏感的神经，纳粹德国主动地通过《英德海军协定》，即德国海军舰艇总吨位不超过英联邦国家海军舰艇总吨位的35%，在潜艇方面不超过英联邦国家海军潜艇总吨位的45%，借以争取英法在其崛起进程初期的绥靖政策。对于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来讲，以相对权力界定国家需求并审慎地对利益边界进行约束——追求“区域陆权”优势和有限的海上力量并将海上安全战略主动嵌入到海上霸权国主导下的秩序框架之中——的功能性区分方式有助于同海权国建立起基于海陆权力禀赋而产生的“分治互补”性同盟。其本质上讲就是追求“区域陆权”的陆权国与追求“离岸平衡手”的海权国之间相互借重战略的共识。相反，一个追求“海陆并举”战略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则需要一方面承担追求“区域陆权”的战略压力，同时也要参与追求“全球海权”的战略竞争而难以实现功能的“分担”与权力的“分治”。
博尔丁（Boulding）认为：“在自我约束的互动中，新型的大国间友好印象是可以被建构的，因为关于友谊的知觉也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14］在政策与战略的对外展现中，一味地咄咄逼人或强调令人琢磨不定的诡秘与变化无常其结果往往是有违初衷的。正如沃特豪斯（Waterhouse）名画《尤利西斯与塞壬》（Ulysses and the Sirens）中尤利西斯为了避免来自塞壬的危险而主动地将自己束缚在桅杆上一样。有的时候——对于崛起国来讲——把自己某些方面束缚起来往往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与安全。将“海陆共治”的梦想冶于一炉的代价就是其战略目标因陷入两线制衡而严重脱离国家权力根基。这样的权力就像水中的涟漪，无限地扩张自己，最终必然消失在无限里。正如苏联海权之路的终结源于其对海权与海洋战略认识定位的偏差，这种对海陆绝对安全理念的痴迷不断地透支着苏联的基本国力，不仅无助于国家周边安全情势的缓解，反而给自身的崛起带来了海陆两线的战略压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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