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海陆复合型大国应当选择哪种崛起战略?

军事 rock 21496℃ 2评论

纵观近400年国际关系结盟争霸史可以发现三点重要的战略启示:首先,在“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中能够率先主动与海权国结盟的一方绝大多数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而同时需要进行“海陆两线并反”的两栖地缘政治大国要么像20世纪70年代中国调整并放弃了之前实行的“美苏并反”战略,而选择联合海权霸主美国来反哺陆基安全;要么则可能因长期巨大的两线战略负担而在争夺“区域陆权”的消耗战中逐渐走向彻底的失败(参见表3)。其次,在“海陆空天网”五维地缘政治互动的时代,海上军力对抗早已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消耗战,而更可能是“十年一剑,一朝沉浮”的决战模式。制海权问题上的较量很难依靠“持久战”或“游击战”的思维方式,而是开始就预示着决战。从拉荷格大海战到特拉法加大海战,从日德兰大海战到中途岛海战都显著地表明:如果不能取得与海权霸主对等的实力,那么即便是拥有全球第二的海上军事力量,在同海权霸主及其全球联盟体系的对抗中也是无济于事的。第三,衰落的霸权国在意识到自身丧失霸主地位后往往转而在战略上愿意依附新的霸主借以“调控衰落”,而霸权的联盟者则可能成为第二霸权者或潜在的霸权者。例如,丧失霸主地位的西班牙沦落到依靠曾经的对手法国的地步,在《家族公约》之下成为波旁王朝最坚定的盟友;荷兰在同路易十四法国交战后开启了英荷联盟,从而变成了腓特烈(Friedrich)大帝所形容的“依靠英国军舰牵引的船台”[11]127。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平静地接受了失去霸权的现实,转而积极追随美国的领导。需要注意的是,在多极均势环境下对“区域陆权”的战略选择不仅取决于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主观意愿,同时也受到来自海权国所偏好的“离岸平衡手”战略的影响。只有当两种战略选择达成共识的时候,海权国才会确定自身的站队。因此,如何能够获得海权联盟的支持或至少争取海权国在“区域陆权”竞争中的“友谊中立”成为本文下一部分重点探讨的问题。

长久以来,关于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海防”与“塞防”优先性问题上国际战略学者们存在着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即是否可以将“海陆并举”战略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分步加以实现。根据安全要素的紧迫性与现实性原则,以“先陆后海”的方式在稳定陆基的前提下,再逐步追求从近岸防卫的“黄水战略”到远洋威慑的“蓝水战略”,最终实现“海陆并举”的战略构想。这种观点在路易十四取得对荷兰胜利后、拿破仑在取得对西欧诸国胜利后、沙皇俄国取得对拿破仑战争胜利后、威廉二世取得对法俄优势后都曾出现在胜利者们的案头。包括希特勒(Hitler)在一系列战略讹诈成功后也预言他将在有生之年取得欧洲大陆的胜利,而之后的德意志人将与美国人进行最后的海上决战。历史上许多崛起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都梦想着在无政府状态下建立起一个由自己意志支配与领导的全球秩序体系。

事实上讲,“先陆后海”战略构想的误区在于,这种观点将事实的原因与结果在逻辑上弄反了。这就像月亮之所以有光亮,是因为它反射了太阳的光芒。但如果有一天月亮想要证明自己也是一颗能够发光的璀璨恒星而赶走了太阳,那么最终它才会发现原来自己一无所有。海陆复合型大国之所以能够获得“区域陆权”优势的根本原因是在它的崛起进程中审慎地处理与海上霸权国之间的关系,通过“推卸责任”、“海权搭车”,甚至同海权国结盟来避免出现一个反对自己的“海陆联姻”。尤其是在主权零死亡时代,当你无法永远彻底消灭一个地缘战略对手之时,与海权霸主构筑权力联姻是攫取与护持“区域陆权”的根基,而面对一个海上霸主的长期敌对,则是“区域陆权”不稳定与溃散的根源。

综上所述,“以海补陆”战略是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获得“区域陆权”战略的稳定器与压舱石;“先陆后海”则会因失去海权盟友的战略支撑而使国家最终陷入“海陆并反”的两线战略困境之中。黎塞留(Richelieu)与马扎然(Mazarin)时代法兰西的崛起在于三十年战争期间积极同英国与荷兰等新教国家结成了反天主教哈布斯堡家族的同盟;俾斯麦在三次统一战争中积极争取海上霸主英国的友谊中立;从路易十六(Louis Χ Ⅵ)到拿破仑帝国由于长期存在着英国组织的反法联盟而不得不长期维系“军事动员机制”,并慢慢耗尽国家的财富与元气。而俄国——除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给了英法联盟和日俄战争中败给了英国盟友日本——则每每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海权联盟的一边,从而保持其战略上的优势。在中苏关系破裂后,由于中国奉行“美苏并反”战略,使得国家在战略上面临异常艰难的两线压力;而随着中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准盟关系的确立,苏联的陆基权力则进入到了一个不稳定的压力期。冷战结束后,虽然中美之间结束了准盟关系,但是中国长期奉行“决不当头”的“海权搭车”与“安全推责”战略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借以确保了国家陆基战略的稳定。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中国陆基战略的稳定——包括中越关系、中印关系或中苏关系——不是中美关系良性动态发展的前提,而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正是因为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战略家的英明卓见,才为中国在“区域陆权”战略的逐步崛起营造了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

马丁·怀特认为:“基于思想信仰与意识形态而形成的联盟不出两代人的时间总是要让位于更加现实的国家安全利益考量。”[11]93而基于共同威胁认知而产生的安全利益共识是国家间实现缔结同盟与维系同盟意愿的根本原因。权力仅仅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安全。长久以来,结构现实主义者们对于海权国参与陆权博弈的“离岸平衡手”战略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认知,即认为海权国参与“区域陆权”竞争的根本动机在于制衡权力。但意图决定论推演出的威胁制衡理论认为:“海权国参与制衡的根本逻辑不仅是依据权力结构大小这样简单——这样就会人为地将国际关系理论降格为简单而又粗糙的国家间财富排名或国际政治福布斯名单——而是更关切带有威胁意图的权力本身。”[12]正如一柄宝剑,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关键在于握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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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铁毕子。。。
    匿名2016-04-20 11:10 回复
  2. 好文
    匿名2020-12-11 14:07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