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通过研究历史上成功实现“全球海权”战略的海陆复合型国家葡萄牙、荷兰，以及二战后的美国可以发现：如果一个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周边没有对等的陆上强邻，或者存在实力对等的陆上强邻，但是二者之间已经建立起足够的身份认同与安全互信，那么这种具有稳固陆基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就可能进一步产生追求全球海上力量拓展的充分动机和充足的可支配战略资源来实现“全球海权”战略模式。但是，如果不能享有稳固的陆基优势而片面地追求全球海权，其获得的权力将会像被举起的安泰俄斯（Antaeus）一样空洞而脆弱1。稳定的陆基资源是提供海权国源源不断远洋力量的根源。如果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在尚未获得充分的陆地安全剩余的前提下去单方面扩展全球海权，那么其大国崛起的进程也将很可能表现为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
西班牙帝国的海上力量衰落后，荷兰人拾起了西班牙人掉进海洋中的三叉戟。作为一个伴随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诞生的欧陆低地国家，荷兰既面临着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的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北意大利和法朗奇康德区（Franche Comte）的强大压力，也面临着来自波旁王朝控制下法兰西帝国的虎视眈眈。长久以来，学界许多人认为荷兰海洋霸权的衰落源于三次英荷战争。但事实上，1652~1674年之间的三次英荷战争并没有击垮荷兰人的海上军事能力——反而是荷兰人在三次英荷海战中取得了后面两场战争的胜利——其结果仅仅是荷兰人被迫承认了英国享有与荷兰对等的海上权力。真正击败荷兰海权并将荷兰变成二流列强的是在“英荷战争”期间同时爆发的“法荷战争”。这场陆地较量中的荷兰就像是一头搁浅在岸上的鲸鱼，它在陆地上同雄狮一样的法兰西进行对决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长久以来荷兰人在海上积攒的巨大优势在对抗路易十四的陆地战争中根本无法转化为有效的国家安全能量，反而因为陆权的缺失而使国家安全与国民财富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作为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陆上力量的缺失成为荷兰人崛起进程中的阿喀琉斯之踵。虽然成功实现了“全球海权”战略的大国崛起，但由于陆基力量的脆弱，片面追求海权的荷兰与同时代基本实体强大的英法等国在地缘战略竞争中难以持续。荷兰人崛起于海洋，但荷兰霸权的衰落却来自于永远无法被隔离的陆地强邻的战略威慑。
其次，如果一个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周边存在着实力相匹敌的陆上强邻，并且二者之间存在基于历史记忆与现实矛盾交织而导致的战略互疑与安全困境，那么——基于现实性与紧迫性的双重考量——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的地缘战略布局重点就应该倾向于将有限战略资源投放到稳固陆基层面的“区域陆权”模式。追求“区域陆权”模式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主要有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bsburg）治下的奥地利、霍亨索伦家族（House of Hohenzollern）治下的普鲁士、俾斯麦（Bismarck）执政时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1939年以前寻求英法绥靖政策的纳粹德国以及沙皇俄国等。由于海洋的阻隔因素使得权力的投送效能存在着基于“地理磨损原理”而产生的梯度递减问题，因此，陆权优势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带有明显的大陆区域性。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在全球所有陆地建立起全球性陆权优势。
追求“区域陆权”模式的国家虽然兼具海陆两栖地缘政治属性，但是来自周边陆上强邻的地缘安全压力在现实性与紧迫性上使得上述国家不愿或难以分配出更多的战略资源去追求海上霸权，而是选择了通过承认海上霸权国权威以换取安全“搭车”或主动与海上霸权国“结盟”方式来维护国家安全。由于该崛起战略主动或被迫放弃了对海上霸权及其联盟体系挑战的意图与能力，这就等同于承认海上霸权国作为海上公共产品的最大供给者和国际社会成员间海上纠纷的仲裁人。在这种典型“功能分化”与“权力分治”的“维也纳体系”模式下，所有的海陆复合型国家都可以将有限的资源专注于维护欧陆均势或追求陆上优势。陆上均势能够通过联盟的分化组合实现各大国之间安全的动态平衡，陆上优势的获得往往表现为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通过与海上霸主的结盟而实现的，这也包括普鲁士在普法战争前积极争取英国的友谊中立。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纵观近400年国际关系史可以发现，凡是同海权国结盟的陆权国在“区域陆权”竞争中即便没有赢得全面胜利，也会至少取得平局的结果。而那些背负海陆两线巨大战略负担的崛起国则可能因有限的战略资源与无限的安全困境之间的矛盾而面临被联合扼杀的命运。
再次，如果一个尚存在陆上地缘安全竞争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将追求“区域陆权”优势与“全球海权”优势两种战略冶于一炉，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起全球性霸权秩序体系，该种战略可以被称之为“区域/全球海陆并举”模式。追求“海陆并举”战略的国家需要面临战略资源的有限性与来自海陆两个层面的地缘战略竞争需求无限性之间所产生的选择困境。一方面，这一战略可能导致崛起国同海上霸权国及其全球联盟陷入昂贵的海上军备竞赛；同时，也可能导致它同周边陆上地缘政治邻国间陷入陆权竞争与安全困境。尤其是在“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逻辑下出现基于共有威胁而结盟之时，该项战略实施国可能将同时背负海陆两线的战略负担。例如，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路易十四（Louis XIV）既面临着同英西联盟的海上压力，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陆上进攻而在追求霸权的道路上被迫终止；拿破仑帝国（Napoleon Empire）时期同样既面临着陆上俄普奥随时可能掀起的联合“造反”，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反法联盟组织者英国在海上的持续围堵与打压；其中，尤以一战前威廉二世（Wilhelm II）统治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元帅铁毕子与陆军元帅施里芬对国家安全的海陆优先性之争最为明显。同彼时德国糟糕的地缘环境相比更加不幸的是，德皇试图将现实的陆权困境与想象的海权梦想打包解决。他改变了俾斯麦推行了近三十年之久的欧洲大陆“区域陆权”战略，转而推行了“区域/全球海陆并举模式”，即同时追求欧洲大陆的“区域霸权”和“全球海上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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