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叫一声“革命”太沉重

1933年5月，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期间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决定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并调赴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受训。当然，历史往往在吊诡中蹒跚而行，在这里，真理与谬误，坚定与动摇，光荣与可耻，明暗只在咫尺间。

还在龚楚受训期间，1934年4月，他在“红大”的高级研究班结业。因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有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龚被调至红军总司令部任代理总参谋长，此时正是悲壮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时期。不久，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由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后又改任参谋长，负责部署红军突围的准备工作。

1935年2月，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龚楚和红24师71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9个连，转战至湘南，以收容在湘??之役失散的红34师部队，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此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千余人从江西于都突围，经历了多次战斗之后，终于抵达湘南。此时，国民党当局也在“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龚楚??本革命意志就不坚定，又对苏区革命产生了看法，此后在革命失利时曾多次试图脱离革命队伍，潜回家乡，如今条件成熟，他终于以行动告别革命了。

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开赴湖南郴县某地。晚上，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早早入寝。半夜，龚楚趁警卫人员熟睡之机，逃离队伍，潜回广东乐昌。不久，龚楚悍然投靠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国民党“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其中最恶劣的莫过于“北山事件”了。叛变之后，他急于邀功，10月13日带领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企图消灭该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这支“伪红军”来后，先与当地土匪武装（周文山部）乱打了一气，随即放出口风，说自己是湘南红军的一支，来寻找当地游击队，最后竟诱使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也告叛变。此后，龚楚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由，将北山游击队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游击队投降。当时这支游击队奋起反抗，但除数人冲出包围之外，其余30余人皆壮烈牺牲，这就是“北山事件”。不仅如此，事后，两个叛徒——龚楚、何长林又带领粤军“进剿”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即当时项英、陈毅等的驻地，途中，偶遇正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侦察员吴少华等，龚楚假借要寻找项英等汇报工作，要吴带路，幸好吴识破对方，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示警。结果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李乐天等听见枪声后迅速转移，才避免了一次危难。这也是红军长征后赣南游击部队遭遇的一次生死危机。却说龚楚听到山上鸣枪，不知道山上有多少红军，考虑到自己在山下，处于不利地形，乃慌忙夺路而逃。这也是天数，让他免了又一重罪过。

此后的龚楚，也就堂而皇之地开始了国民党的军旅生涯。一晃，抗战爆发，龚任第5战区孙连仲部上校参谋处长，后历任第7战区少校参谋、第4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等。值得一说的是，他在第5战区时，奉命驻守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阻止日军西犯武汉，再后日军侵入广东，龚楚曾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日军激战于木壳岭，歼敌甚多，从而保卫了韶州的安全。抗战胜利后，龚楚曾任徐州市市长、广东省参议会议员、广州行辕高参、广东仁化县县长、广东省第4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

时间又一晃，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打到了广东北江，此时龚楚带领一个保安团慌忙逃到了乐昌的瑶山。据说这时的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规劝龚楚投诚，龚楚也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遂率部下山，随后被送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问题。是年12月，四野大军兵临海南，时海南国民党守将正是龚楚的同乡、抗战时打死鬼子最多的薛岳将军，为了减少伤亡，时任广东省省长叶剑英请示军委意见，决定派龚楚去策反薛岳。当时龚楚满口答应，随即潜入香港，按计划应转道海南，但龚楚滞留香港不进。原来他考虑到自己的叛徒历史，恐遭清算，于是在香港“隐”起来了。据说其间他曾应邀赴台谒见蒋介石，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以配合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大陆。然而此时的龚楚已窥破国民党的命数，他婉言谢绝了老蒋的委任，回港后索性“立地成佛”，彻底脱离了政治漩涡，而且名字也由“龚楚”改成了“龚松庵”。

在香港，“居大不易”，没有背景的“龚松庵”先是办实业以维持生计。不久，香港这座“自由港”成了各色人等的天堂，一些“灰色”人物也“大隐”于此，如中共元老张国焘等。为了生计，他们不约而同分别以撰写回忆录赚取版税，想必也有以此“名垂青史”之心。一晃，龚楚在香港有40年矣，据说他曾到过美国，并拿到了“绿卡”，但由于语言和生活习俗的阻隔，又回到香港。在香港，他以写作和书??自娱，出版有《我与红军》、《龚楚将军回忆录》。

晚年的龚楚算是有福之人，能在凋谢之前了却心愿，叶落归根，并造福乡梓。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时“两高”宣布：因时间超期，不再追诉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此时的龚楚不仅有心，也有了能力。后来他的几个在香港办实业的亲属也愿意帮他实现宿愿，他的侄孙、香港乐昌同乡会的龚庆韶还愿意回乡投资，并牵线引资等。改革开放之后，地方领导也愿意促成好事，所谓“常回家看看”。就这样，龚楚在家乡的祖屋得以恢复，还有了新居，也得以“按照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的待遇回到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