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1947—1949年国共在香港的宣传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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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1949年国共在香港的宣传争夺战——以《群众》周刊为考察中心

一、中共决策在香港创办《群众》周刊的背景

1947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紧要时期。面对战场上不断失利的境况,国民党进一步欺骗百姓、愚弄国人,加大了对共产党的造谣中伤,强化舆论宣传的欺骗性。

1947年8月18日,国民党政府下达《行政院关于修正“剿匪”总动员宣传计划纲要训令》,要求各地国民党党报及社论委员会“统希遵照为要”。在这一“纲要训令”中,国民党确定了近期的宣传内容,提出了诸如“剿灭朱毛”“剿灭共匪”“建国必先剿匪”等14个基本口号。甚至编撰诬蔑共产党的歌谣民谣,分发至国民党军各部队和民间组织,要求军队和民众传唱。

对于港澳地区的舆论宣传,国民党向来十分重视。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港澳地区贯彻的宣传方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沟通海外侨胞情谊,协助国民党政府推进战时政令;二是争取“友邦”同情与援助;三是以纠正分歧错杂的言论思想为主旨。

为了充分实现国民党对外宣传意图,1939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香港创办了国民党机关报——《国民日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在香港的舆论宣传工作。

1947年2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对香港报界宣传业务工作情况进行汇总,明确提出国民党在香港宣传的工作要点为:制止“中间路线”之产生与滋长,对于共党外围之伪装“中间路线”,予以无情的破坏与打击;搜罗英美以及欧美其他各国之反共资料,加以充分之运用;国内建设多作兴奋性之介绍,以增刺激,以弭失望;软性刊物,抑低品位,加强刺激,作侧面宣传,期于低级趣味之中,收影响社会之效,等等。

这份报告特别强调了香港所处的地理和交通位置,指出在香港加强宣传影响可以波及广东、闽南和南洋一带,有事半功倍之效。

194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更明确提出宣传纲领:“暴露共匪以土革为中心的斗争的真相;粉碎共匪所谓爱国民主战争的理论。”并针对不同受众,还分别提出详细而具体的宣传注意事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对共产党在宣传工作中的心理、手法和原则作了一番认真分析,认为:中共的宣传文章“振振有词条条有理;态度则是充满戏剧性的情感”,借以实现引诱、迷惑他们的对象——“所有的广大的群众”的良知。

事实上,蒋介石曾特别手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要求国民党的新闻机构深入研究中共的宣传战术,“于每星期检讨一次,详加分析,必求彻底了解然后再研究对策”。

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阐述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发动组织民众,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对于这项工作,中共高度重视。1945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审改中央的一个指示稿时指出:“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其中,对于国统区和海外华人的宣传工作,为让他们能够听到共产党的声音,中共也作出了积极部署。1945年9月1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告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尹林平,强调指出:“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快出版……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

周恩来亲自安排部署在香港的新闻宣传工作及其策略。1947年1月20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蒋管区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电文中明确指示:目前正是揭穿美、蒋和谈欺骗,将群众对美、蒋斗争提高一步的关头,望各地统一宣传与活动步骤,加紧进行。宣传方式上要理直气壮地向各方说服解释。

1947年2月10日,他给在香港的廖承志、范长江去信,特别叮嘱:“办好中文专播,要多听各方意见,适应各方需要。”2月28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蒋管区工作的指示,其中在涉及中共的宣传策略时说:“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3月8日,周恩来在和任弼时听取钱之光等人的汇报时,说:“现在香港成为唯一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已去了党的干部,民主人士也将陆续去。”他要求钱之光带人到解放区沿海口岸设法和香港建立联系。

由于抗战以来中共中央着眼于香港在对外联系和国际战略中的地位,在宣传工作中周密部署、精心计划、统一领导,使得1947年年初《群众》周刊得以在香港成功创办发行。

二、《群众》周刊在香港成功创办发行

为了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利用香港特殊社会条件,打开舆论宣传的新局面,中共中央进行了周密部署。

一是成立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南京局 1946年6月2日指示,成立由林平、连贯、廖沫沙、左洪涛、蒲特(饶彰风)五人组成的工作委员会,林平兼书记。工委努力“建立社会关系多交朋友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着手组织散布在港九、新界区、澳门和中山区域的大约 700多中共党员,开展对港澳统战、文化与上层侨运工作。

二是筹备香港《群众》周刊出版工作。1946年10月,周恩来决定派章汉夫到香港筹备创办《群众》周刊。接着派乔冠华、龚澎、刘宁一、许涤新、方卓芬到香港工作。新华社香港分社由章汉夫、乔冠华负责。潘汉年、许涤新、夏衍、胡绳、乔冠华等人也在 1946年分别到达香港工作。他们同时担负着中共香港分局的组织工作。

三是设立中共香港分局。1947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设立中共香港分局的决定。香港分局下设香港工委、南方区党委、琼崖区党委、城市工委四个平行组织,负责领导广东、广西、江西、云南、福建等地区党的工作。香港分局直属南京局,但有关全局工作,由中央直接指示。书记为章汉夫。1947年6月,香港分局调整和充实了工委的领导机构,将港粤工委改称香港工委,大大加强了中共中央对港澳地区宣传、文化、统战和群众工作的直接领导。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时,指出:“现在总的形势是,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就在讲话的前夕,《群众》周刊在香港成功创办发行。

《群众》周刊香港版的刊头“群众”二字字体是从鲁迅手迹中选出的两个字拼成。“群众”红色字体下方为黑色的英文印刷体“CHUIN CHUNG WEEKLY”。封面印有出版日期和目录。作为大刊,排版是A3对折,篇幅22页左右。每期栏目和内容包括:社论、短评、专论、各地通讯、境外通讯、读者来信、群众中来、漫画等。封底印有价目表、编辑出版者、地址等。

从第二期开始,《群众》周刊以列表的方式标明周刊发行的地区、国别、平邮价和航空价格。除中国大陆外,发行的国家和地区有:香港、英国、马来亚、澳大利亚、缅甸、菲律宾、越南、法国、美国。承担《群众》周刊印务和出版的机构是新民主出版社和有利印务公司。

据考察,《群众》周刊在香港每期的发行量约3400份,其中1/3在内地发行。在海外发行业务由纽约、旧金山、伦敦、巴黎、马尼拉等地的代销处经销。当时面临的最困难问题是如何把《群众》周刊运送到内地,特别是运到上海。因为国民党的查禁,一旦被发现查处,运送人员有生命危险。周刊编委想出的巧妙办法是伪装,即将在香港发行的《经济导报》的纸型夹带《群众》周刊的纸型,经过航空寄运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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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民主出版社和有利印务公司的亲密合作,《经济导报》与《群众》周刊的纸型可以很好地结合,加之《群众》周刊用了别的书名,没有标出版发行者和承印者名字,经过伪装、改换封面、先打好纸型等办法,再经过浇版、印刷、装订等一系列过程后,《群众》周刊香港版就可以在上海秘密发行了。

在1947年1月30日至1949年10月共两年9个月的时间里,《群众》周刊在香港每周定期出版,一共出版了143期。1949年10月20日,《群众》周刊在香港出版最后一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许涤新回忆:1949年5月他与潘汉年、夏衍从香港到北京(当时称北平),在北京饭店遇见在中央大学任教的梁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林业部长),梁希说了一句话:“你们在香港出版的《群众》的光芒竟从香港射到南京了。”

笔者在收集整理资料时还发现,当时中共各地方党组织都千方百计想办法订阅《群众》周刊。例如:钦州中共地下党组织获得《群众》周刊后,秘密安排学生进行学习和讨论,借以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贵州思南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在农村合作室订阅《群众》周刊,组织党员和进步学生学习中共的理论。这表明,《群众》周刊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管制,在国统区的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7—1949年,随着《群众》周刊南移香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也迅速活跃于香港舆论之中,将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于各界群众之中。

《群众》周刊在香港的创办发行,集结了阵容强大的编委和撰稿人群体,如章汉夫、乔冠华、方方、华岗、许涤新、胡绳等人,他们对革命抱着高度的热忱和使命感,宣称自己“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学者”,积极活跃于民主党派和中间派人士中。借助《群众》周刊,中共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宣传目的:说自己想说的话,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最大限度争取第三种力量,在引导群众、教育群众、凝聚力量、增强共识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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