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于此，对龚楚来说，似乎更多和更大的“难过”和“苦闷”是来自于“苏式”的“肃反”。即“自1933年秋，中共实行消灭地主的农民政策后，农村阶级斗争更趋严重，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最后又滥杀到了起义首领的身上，赫赫宁都起义（早在1931年底，“剿共”前线的国民党26路军长赵博生做工作，董振堂、季振同、黄宗岳等长官率1万7千余人之众、携两万多件武器起义，后编为红一方面军第5军团，后来在这支部队中，产生了31位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不料长征初期，起义首领季振同、黄宗岳被“错杀”，龚楚惊出一身冷汗。他不无后怕地回忆：“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党内“叛徒现象”给我们什么昭示

龚楚的这本回忆，专门有一章是说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局长即邓发。但“政治保卫局”在陕北时已是“社会部”了，主持者为康生。回忆录中不经意间还提及另外几个叛徒——

一是孔荷宠。他说：“孔荷宠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在湘东红十六军军长任内，平日好买点肉食，且有时打麻雀牌为戏。中共即认为他的生活腐化，便被撤职调来江西苏区。”随后其人因受到处分，“给他的精神打击极大，嗣后他在红军大学结业后，被派到兴国县做群众工作时，乘机逃出苏区，向泰和的国民党军队投降。”

二是抗战时“失踪”了的周昆。周昆也是出身井冈山的元老，曾任红8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龚楚回忆：“‘红大’校长周昆，过去曾任红四军的师长，后升军长，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作战负伤，治愈后调来高级班当学员，被选为校长。”就是这样一位红军的高级将领，在抗战初期，115师奉命开赴吕梁山建立晋西根据地，参谋长周昆则赴八路军总部领取军费（彼时由国民政府提供），岂料周昆遣人带信（信言“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之后，就潜逃回湖南平江老家去了。

由周昆，又让人不免想到抗战初期八路军第115师的张绍东（团长，1930年参加红军），被败类兰国清（一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人，曾任红3军团11团参谋长）拉下水，两人携不明实情的官兵携械出走，至半路两人叛逃，徐海东闻之顿时大口鲜血喷出。此外，还有新四军成立之初的“杨、曹叛逃事件”（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财物，叛逃到桂系军队之中），也是同类旧案。

凡此种种“叛徒现象”，大概可以昭示人们：理想催生革命，但革命最终能走到哪里，则要看思想建设了。

文/散木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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