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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朝贡体系比较:今天的美国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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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年—1900年,东亚朝贡体系中,战争非常少,即康灿雄所说的“长和平”,而欧洲大陆则战争频发。二战后,欧洲各国决定推动地区一体化,进行多边 协调,它们根据当时的条件,并且吸取历史教训,选择了自己的战略。从1960年代起,东南亚国家选择了另一种秩序,即松散多边秩序体系。当今美国主导下的朝贡体系,之所以战争很少,与当年的中华朝贡体系,是由很大相似性的。也就是说,今天的美国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没有什么新的手段,它与当年的中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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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5日—6日,第七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在北京召开,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做了题为“中国崛起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旨发言,要点如下。

2014年第七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主旨论坛

中国崛起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主持人:孙学峰(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发言人:秦亚青(外交学院院长)、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秦亚青

传统的、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体系决定论为主。但现在,实践理论的兴起,给了我们一条完全不同的理论路径。实践理论是继建构主义之后,理论潜力最大的一个范式。目前,实践理论的主力军,并不是美国学者,有很多是加拿大学者,还有欧洲的一些学者。

比较体系研究,也是非常具有潜力的一个方向。我这里只举三个人。第一位是瑞典学者Eric Ringmar, 他曾经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他比较了中华朝贡体系、日本幕府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异同,他用语言学与戏剧理论做研究。世界是行动者perform出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通过实践产生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不是简单地由体系决定的,中华朝贡体系、日本幕府体系就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规则大不相同。韩裔学者康灿雄也认为,朝贡体系是中国与朝贡国之间教化、学习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体系决定论。许田波认为,具体的行动者的战略选择的不同,使得中国走向了大一统,欧洲走向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上述理论,都不是由美国学者创立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地区的经验中得出来的,而且在国际上引发了很大的反响。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即体系决定论是不是可以颠倒过来呢?这就不是体系因素决定体系转型了,而是行为体、行动者自己的战略选择、战略互动决定了体系的变化。

我们看一看,近期的历史中,存在过哪些历史体系?可能包括权力秩序型的体系(单极体系、两极体系,但两强也可以联合起来,实现共治),同时也包括规则秩序型的体系(主要指制度体系)。在以制度为基础的体系中,各国不再寻求谋求权力主导权。最后一类是混合型。东盟就是例子,各国之间散而不乱,充分协商,相互照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国际体系呢?体系因素会发生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实践,即它们自己怎么演出这台戏。我们可以回忆,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确成为了超级大国。但更重要的是,美国自己如何去进行战略选择的问题。冷战后,美国决定用强大的实力,支撑其全球霸权战略,打击不听话的国家。结果,美国犯了重大的战略错误,这些错误值得全世界的人进行反思。

1300年—1900年,东亚朝贡体系中,战争非常少,即康灿雄所说的“长和平”,而欧洲大陆则战争频发。二战后,欧洲各国决定推动地区一体化,进行多边协调,它们根据当时的条件,并且吸取历史教训,选择了自己的战略。从1960年代起,东南亚国家选择了另一种秩序,即松散多边秩序体系。欧盟的扩大,只吸纳民主国家。但东盟则不一样。一方面,它们的效率很低,但另一方面的确很民主,化解了很多问题,照顾了各国的面子。西方人认为东盟是一个松散的“面条碗”,但东盟国家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也许这种秩序对其他地区更有借鉴意义。

就理论本身而言,它不是一个超然的大脑思考出来的抽象的东西,而是基于很深刻的草根实践而来的。所以,中国的实践、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系列战略决策,都可以从实践理论中得到非常好的素材。现在,世界上可能会出现两种体系。一种是中美对抗,另一种就是松散的多边协调。到底要走哪条道路?这并不是体系本身规定的,而是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战略互动,我们应该努力保持张弛有度,不搞战略冒险。在这一方面,理论创新的余地是非常大的。

阎学通

秦老师对最近刚出现的理论,做了一个细致的解释。最主要的就是,现在的学者们在学习新的范式,不想再受到体系理论的束缚,不再在体系的框架下去思考问题。我现在做的道义现实主义,也是想跳出原来的框架。我们中国学者学习理论的过程,是先介绍,然后再综述、分类。综述是需要一定的能力的,不仅仅要说它是什么,还要说哪些理论之间是一样的,哪些是相似的,哪些是不一样的。之后才是创新的过程,我们中国学者的创新,应该是从90年代后期才有的。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理论的创新呢?我想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研究对象的改变。我们知道,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有很多。你可以研究行为体、规范、体系、秩序、格局、结构。你改变了研究对象,你就会发现自己能有所创新。第二,你可以改变自己的研究方法。最早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很多是从哲学角度开始的,后来又加入了历史研究、政治研究、经济研究。现在,我们有了定量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还有很多。第三,是研究问题的方向不同,或者叫路径不同。例如,都是研究国家的决策,但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比如戏剧理论、观众理论、实践理论、环境理论来进行研究。侧重点不一样,你也是可以创新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想说一下,我们中国学者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思考自己的创新?在这个世纪,导致国际关系发生变化的最大因素,就是中国的崛起。没有其他的现象,能比这个现象更能引发世界的变化。无论是那些希望中国强大,还是不希望中国强大的人,都无法回避这个事实。宣传中国威胁论的人,前提也是这个。我们作为中国学者,你恰好生活在这个国家,你在这个国家长大,你对这个国家有文化上的理解,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其他国家的人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因此,你未来几十年的创新点,就是研究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因为你可能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因此你的研究可能更加接近于事实,更加接近于客观规律。

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国际关系理论为什么会有创新?国际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如果它不发生变化,那就不会出现理论创新。只有当你发现新的现象,并且原来的理论不能够解释新的现象,你才会有理论的创新。我们知道,二战结束后,在五十年代,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提防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一战、二战之间就相隔了20年,当时没有人知道后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发生。又如,Waltz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理论提出二十年之后,冷战就结束了,原来的理论不适用了。这就好像是文学创作,一切都要来源于生活,你先有了好的生活实践体验,然后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演员要先真正体验某一个角色,然后才能演好某一个角色。

现在,很多学者都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英国、美国有一些学者也参与进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理论创新者,已经不再是欧洲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学者。邝云峰比较了中美两国的朝贡体系。他认为,当今美国主导下的朝贡体系,之所以战争很少,与当年的中华朝贡体系,是由很大相似性的。也就是说,今天的美国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没有什么新的手段,它与当年的中国是一样的。因此,这篇文章现在很火。我认为,他的研究之所以被人关注,是因为他借鉴了东亚的历史、文化,而不是像以前的欧洲学者单纯地借鉴欧洲的历史、文化。现在,还有一些印度学者,也想通过印度的历史、文化来发展国际关系理论。

我们的理论,之所以被称为道义现实主义,是因为我们发现,东亚的人对于道义的认识,是与西方不一样的。我们东亚人认为,道义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实力。道义现实主义的很大突破在于,我们关注“领导”(leadership)问题。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重新关注国家,但是他们没有关注“领导”问题。60年代,有的学者研究领导类型,包括国际领导、国家领导。美国心理学曾经将国家领导权分类,有的总统能够适应大众还能够具有领导能力,有的总统能够适应大众但缺乏领导能力,有的不适应大众但具有领导力,有的既不适应大众也缺乏领导力。后来,由于体系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都被边缘化,被认为是“不科学”的理论,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如何进行科学化?我们的道义现实主义,可以看作是向领导权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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