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观点集锦】

◆本世纪初，台湾有些人觉得大陆不会有太激进的动作，因为大陆不想破坏奥运会。而大陆方面的回应则是：“我们不在乎。如果台湾激怒了我们，我们会采取行动的。”我相信大陆真的会行动的。

◆今天中国要和平崛起，比6年前更加困难。

◆“新型大国关系”就好像是一种“空话”。美国担心自己会接受原本并不愿意认同的东西。

◆五角大楼和中南海、白宫和中南海之间的热线并不一直可靠。底层的直接沟通非常重要，这往往依赖于在中美的军官之间建立联系。这也是军队合作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

◆国内事务比任何外交事务都更重要。我猜想，习近平、李克强早上醒来的时候，想的第一件事不是国际关系，而是国内的改革。

◆这届领导层是最后一批有机会尝试成功改革的了。如果没有取得进展，下一届领导层，第六代，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也没有决定改革方式的自由——改革的过程将被此起彼伏的事件推着走，而不是被领导层的决定推着走。

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金骏远（Avery Goldstein）是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安全研究和中国政治。他同时担任着宾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一职。2014年9月，金骏远接受了政见团队和新世纪青年改革研究会的访问。
一、危机依然存在

【政见CNPolitics】今年是一战一百周年，有人说一百年前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颇有些类似：科技迅速进步，民众生活不断改善，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但矛盾也在累积，战争的阴云或将来临。您同意这种类比吗？在今天的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发生重大危机甚至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

【金骏远】我确实有一些担心。对比今天的东亚和1914年前夕的欧洲，其共同点之一是结盟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在危机到来时，究竟谁会支持谁？人们大概知道，但不能完全确定。人们没有意识到：随着危机的发展，一旦声明支持某一方，或者为可能的军事冲突做准备，他们就开始选边站了，这样一来双方都很难再全身而退了。

不过，今天东亚的状况和一百年前的欧洲有两点主要的不同。一是军事同盟关系很明确，特别是所有人都知道美国在东亚有哪些盟友。但我认为，中美双方依然对此问题有许多不确定。在美国这一边，许多美国人相信：中国人不敢对日本和菲律宾施加太大压力，因为他们知道日菲都是美国盟友。而在中国一边，通常的观点是：美国人需要知道我们对待这些事情很认真。中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美国人对支持美国盟友也是非常认真的。所以一种令人担心的可能性是，如果一场危机发生，双方都会做出越来越强硬的表态，甚至会以更容易“擦枪走火”的方式移动军事力量。即便一次很有限的冲突，也可能升级。

另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一战前没有核武器，而现在中美两国都有核武器。不管何种危机或冲突发生，双方都很明白：如果冲突足够严重，就必须担忧局势上升到一方或双方考虑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会促使双方都更加审慎——这种约束在1914年是不存在。当时，军事科技的发展使得政治领袖们相信战争可以快速、简单地完成。我想今天我们已经明白：战争绝少是快速而简单的。

【政见CNPolitics】一些人认为：国家之间密集的经济往来会大大降低甚至完全消除重大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您同意吗？一百年前的状况又是怎样？

【金骏远】一百年前，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度很高。但当各国发现身处危机中时，他们决定：国家安全利益比经济利益更加重要。我想，今天的东亚同样如此。人人都从经济往来、国际投资和贸易中受惠，这也成为避免冲突发生的一大理由。但是，如果事情足够严重，比如对中国来说是领土主权问题，对美国来说是支持海外盟友的声誉问题，它们会决定关注于此，而非经济议题。

比如，在本世纪初，台湾有些人觉得大陆不会有太激进的动作，因为大陆不想破坏奥运会——一旦大陆对台动作，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会抵制北京奥运。而大陆方面的回应则是：“我们不在乎。如果台湾激怒了我们，我们会采取行动的。”我相信大陆真的会行动的。

所以，的确，经济方面的损失是人们不愿意付出的，但是有一些其他更重要的议题，会让人们忽略经济损失，或者降低经济损失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在今天的俄罗斯看到了这样的情况，虽然遭受制裁，但他们更关心比经济损失更重要的其他议题。

【政见CNPolitics】那么民意的作用呢？民族主义会不会扮演加速危机的角色？

【金骏远】民族主义在各处都存在。它对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决策潜在影响更大，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老百姓经过中国的教育系统，接受中国媒体的信息，他们了解的官方历史是非常民族主义的——在官方历史的描述中，日本人、美国人等外国人曾对中国不公，这培养了一种受害者的心态，以及一种不愿历史重演的愿望。因此，中国人特别容易被一些牵涉到民族情绪的行为冒犯。

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共领导人会担忧：如果不持强硬立场，不去迎合那些民意（民意正是他们帮助形成的），那么他们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就会受到侵蚀或挑战。今天中国的统治合法性不是建立于“建设共产主义”之上，而是建立于“建设富强的、能维护自身利益的中国”之上。他们感到自己要证明自己正在做这件事情。

【政见CNPolitics】听起来像给自己下了个套。

【金骏远】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套”，但它肯定限制了它们行为的自由度。

【政见CNPolitics】今日世界的一项新挑战是跨国恐怖主义。中美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角色如何？

【金骏远】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是：恐怖主义是中美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之一，因为它们在打击跨国恐怖主义犯罪方面有共同的利益。

不过，美国会担心中国将太多东西纳入跨国恐怖主义的范畴。比如新疆，美国会支持中国的反恐行动，前提是中国不将所有穆斯林都视为恐怖分子，以及清晰指明这些群体的跨国联系。我想，万一中国领导层走得太远，会导致此事不仅无法成为中美、中欧合作领域，反倒又增加一项分歧。对于欧美人来说，他们的看法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认为不能容忍恐怖主义，所以参与恐怖主义行动的维吾尔人必须被惩罚。但另一方面，他们觉得问题的根源在国内政策上。

所以，恐怖主义这个议题并不一定会带来中美关系的双赢，但它确实是需要两国间更多合作的一个领域。
二、“和平崛起”更加困难

【政见CNPolitics】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强调“和平崛起”，但似乎并没有完全打消世人的疑虑，关系紧张的局面时有发生。您觉得中国有可能真正和平地崛起吗？

【金骏远】我想，今天中国要和平崛起，比6年前更加困难。在2008年之前，中国颇为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决心：中国的崛起和其他国家的崛起都不一样，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和平的，而且是对亚洲和世界经济都有利的。中国的行为也和这种愿景相一致。

2008到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之后，中国不再那样关注地区内的合作尝试，而是越来越多地维护和申张自己在地区内的权利和利益。2008年之后，中国和越南、菲律宾、日本之间的领土争端愈发激烈。我想，这几个国家及其他东盟国家逐渐心生新的疑虑，而这些国家在21世纪初的几年实际上是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的。但是，2008年之后，它们变得非常疑虑。一些国家尝试说服美国：我们担心中国，请来帮助我们吧。美国的回应则是“亚太再平衡”战略。

对于这种转变，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我想中国人可能意识到了这种转变是个错误，所以他们试图强调：不不，我们仍然决心和平崛起。戴秉国及一些其他人都曾说：我们并没有变化。但是，中国的一些行动让邻国感觉紧张。

【政见CNPolitics】您对这种转变的解释是什么？

【金骏远】我同意一些人的论述：中国对2008年之后的世界中的一些事情感到惊讶，并不再认为自己需要那么小心谨慎了。比如，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都饱受衰退之苦，但中国并没有收到太大影响。我想，中国可能觉得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程度提升之快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期待，可能觉得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脱不开身，没时间关注东亚。我想，中国有一些人觉得，既然中国已经更富强了，那就应该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一些人，包括一些军方人士的想法是：如果我们不能捍卫在钓鱼岛的利益，那我们的富强有什么意义？

中国认为自己的能力增长速度是惊人的、未曾料到的，而世界其他国家又在衰退中挣扎，这让一些人觉得：我们不必那样谨慎了，我们并没有受到那么多的限制。没有被严格限制住的国家会怎样？会做蠢事。自从没了苏联，美国就一直都在做蠢事。我们想入侵伊拉克，于是就入侵了。这很蠢，但我们做了。我想，中国可能认为：我往前推一些事情，也没有人能阻止我。于是中国就这么做了。然后其他人就反弹了。

现在，我想中国正努力研究如何控制这种状况。我不认为事情可以回到从前那样。中国可以继续说和平崛起，但我不认为中国真的能回到同样的路径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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