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日本战前经济危机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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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皇太子嘉仁即位,取易经“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之意,改元“大正”。彼时之日本,通过两次战争豪赌,已经获得了丰厚回报,作为英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 融入了以大英帝国为核心的国际融资与贸易体系,坐享帝国上世纪极盛期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的秩序红利。

与政治军事上的夺目成绩相比,日本经济发展仍然步履维艰,缓慢的内部资本积累使重工业部门尚未脱离萌芽阶段,对外贸易中日本所能供应的纺织品与杂货拓展市场十分艰难,有限的外汇收入应付外债也时常捉襟见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犹如天佑神助,令日本经济从乡间小道驶上了高速公路,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对日本造成了巨大冲击,给它的政治、经济蒙上了厚厚的阴影,也对东亚乃至世界的政经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奇迹

交战国战时需求及列强商品退出东亚市场后留下的广阔空间,使日本对外贸易局面发生魔术般变化,净出口自1915年起转为巨额盈余,其后连年暴增,在最高峰的1917年,净出口占其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9%的惊人水平。商船队规模由战前的7.8万吨,增至1918年的51.3万吨,总吨位攀升至世界第三,也为日本带来了巨额海运费收入。

与后世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相同,国际市场空间与剩余劳动力结合促成了外贸爆发,而贸易部门的发展产生就业机会并积累大量资金,进而为国内消费与投资奠定基础,进口来源的断绝,也刺激重化工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投资年均增速达到惊人的26.5%。

日本的巨额贸易顺差一直延续至1919年,利用经常收支上积累的盈余,日本一举由违约在即的重债国,转变为净债权国,官方外汇储备在1919年末达到了21.8亿日元,相当于当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

随着世界大战的落幕,战后日本向何处去?作为既有国际体系最大受益者之一,日本政界对与英美协调尚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战后外交取向,是在合作的基础上,依靠自身新晋大国地位,寻求有利于己的东亚战后国际秩序。 这一目标随着战后日本跻身国联五大常任理事国,并在华盛顿和会上获得列强对其西太平洋新占领地的确认而基本实现。

在日本社会内部,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市民阶层壮大,民智渐开,面对财阀等权贵阶层的种种特权与收入分配的悬殊差距,社会下层不满情绪滋长,1918年,因物价上涨导致规模空前的城市平民“米骚动”;另一方面,日本的发展“奇迹”令部分知识分子醉心不已,开始寻找有别于传统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解释,这种从一开始就步入歧途的自我塑造尝试,内嵌着与外部世界冲突的结构性因素。

1918年10月,大川周明创立文化沙龙老壮会,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原点。

经济上,战时出口热的退潮势所难免,英美资本重返亚太后,日本外贸增长明显减速,仅以中国市场为例,随着民国与英美贸易的恢复,战后日本在中国贸易中所占份额由1919年的36%下降到1921年的22%。 旺盛的国内投资则使进口居高不下,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使日本贸易收支于1919年转为赤字,赤字规模其后更连年扩大。(值得一提的是,对外贸易的这一变迁绝非日本特例,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一国贸易大量盈余的状态很难长期维持,本世纪的中国经济也走过了相似轨迹,其一般贸易自2009年后即转入赤字状态。)

为维持景气,1918年上台的政友会内阁推出了大手笔财政刺激计划,当贸易红利渐衰,出口导向向内需拉动的转型似乎顺理成章,处于城市化初期的日本经济搭配充裕政府财力,投资拉动的空间看起来也无限广阔。

漫长的20年代

1920年,美国恢复战时中止的金本位货币制,由此导致的通货紧缩使美国经济陷入短暂萧条,由于日本出口对于美国市场的高度依存,这一冲击向日本国内快速传导,东京、大阪股市暴跌,一度暂停交易达30天,这次危机后,日本社会一战以来延续的亢奋气氛为之一变,贯穿整个20年代的慢性萧条拉开了帷幕。

20年代日本依然成功维持了宏观指标的强劲,十年间,GDP增速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这一时期拉动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是国内投资,其中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财阀企业又一马当先,这类企业占据着各种有利可图的资源性、垄断性行业,依靠关联银行的特殊关照,其获取信贷资源远较一般企业容易。

然而投资拉动的问题在于其所能提供的迂回空间有限,新形成的生产能力最终要顺着产业链条依靠下游市场消化,一旦外部需求放缓,则必将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正是20年代初日本经济面临的挑战。除企业产能过剩,地方政府投资也快速膨胀,地方财政支出占比,由1910年代末的30%,增加至1920年代末的50%。

面对经济见顶,调整自然是一种共识,不过刚刚经历高速增长期的社会,从上到下对于经济下行事实上都抱有一种叶公好龙的态度,历届政党内阁均不愿承受泡沫破裂的政治代价,只能采取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拖延政策,等待外部需求好转。

大量僵尸化企业依靠关联银行维系运转,企业所积累的不良资产也逐渐转化成银行部门的庞大呆坏账。投资与信贷的自体循环造成日本银行业存贷比持续紧张,吸储困难之下,不得不日益依赖同业拆借市场融资,借短放长造成明显的期限错配,进一步放大了潜在风险。

面对严峻局面,日本央行成了疲于奔命的裱糊匠,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银推出震灾特别融通窗口,为受灾企业提供定向货币宽松,避免信用链条断裂,然而这一渠道很快演变为变相的全面放水,这种为刚性兑付背书的行为,进一步助长了投机行为。直至1927年当央行试图收紧票据贴现条件,却使两家主要银行的坏账暴露,一举爆发战前日本最严重的银行危机。

投资率的不断增长必然压缩消费率,投资泡沫滚动的同时,企业盈利能力反而持续恶化,吸纳新增劳动力的能力下降, 20年代后半期,隐性危机的后果开始在社会层面显现,据1926年统计,当时薪俸为生家庭中,有80%入不敷出,同期,大学与专门学校毕业生也出现严峻的就业问题,“毕业即失业”成为普遍现象,至20年代末期就业率已不足40%。中间阶层生活状况恶化,青年人口向上流动的难度增大,与此同时,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必然导致收入分配向资本的过度倾斜,20年代日本基尼系数直线上升,一度达到0.6的超高水平,贫富差距日益悬殊。

魔瓶开启

长期经济危机必然对社会产生冲击。

1921年,发生了退伍军人朝日平吾刺杀大财阀安田善次郎,并随后自杀的爆炸性事件,在朝日所写的遗书《死亡呐喊》中,集中表现了底层日本青年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奸商安田虽积巨富,却不尽富豪责任,无视国家社会。因而加以天诛以为世之警示”。

面对社会矛盾激化,日本国内各权力集团对改革的必要性有直觉认识,却对改革方向缺乏共识,明治维新以来政坛前台的几大势力,军头、政党、重臣,由于其行政经验的积累,行为方式逐步向主流世界趋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传统实权集团事实上成为最重要的开明派力量。

然而传统实权集团保守的施政无法解决隐性危机对社会消耗,其民意基础在20年代被极大削弱,而组成明治体制的其他边缘集团,尤其是宫廷、华族和军部内反长州势力,则有意识地开始在军国主义中寻找理论依据和政策出路。

1919年,长期参与同盟会地下活动的浪人北一辉目睹五四运动,理想幻灭之下于上海闭关四十余天,炮制出日后军国主义夺权的总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他以一种强烈的受害思维解读日本与列强间的利益折冲,将国际事务上的野蛮视为大国崛起标志,将践踏国际体系视为强国特权。这部逻辑混乱的大杂烩,在日本国内却反响强烈,北一辉也一跃成为新时代思想教父。 回国后的北一辉,很快与大川周明合流,将老壮会改组为政治色彩更加鲜明的犹存社,着力向少壮军人和大学生群体扩散其思想。

1923年起,宫内省在原皇居内旧中央气象台遗址设立了社会教育研究所教育部(大学寮),负责该机构日常事务的,恰恰是大川周明创建的行地社,这一平台也自然成为上层权贵与底层投机者各取所需的拍卖会场。

20年代隐性危机导致的阶层固化与贫富差距,使大量日本青年成为法西斯思潮的追随者,坚信“英美鬼畜”害怕神国日本崛起,破坏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建设,拉拢中国等周边国家形成对日本的ABCD(美英中荷)环形战略包围圈,国内的乱象也是鼓吹民主自由的国贼败坏的,这样简单直白的阴谋论对底层青年表现出十足的吸引力,成为转移青年不满情绪的最佳廉价娱乐。

庞大的粉丝群体也是一棵摇钱树,例如北一辉这位“意见领袖”, 凭借其影响力四处勒索财阀与官僚,形成一门日进斗金的舆论水军生意,名气和财力,又得以帮助他进一步跻身上流社会圈子,寻找更大政治投机的机会。忽悠底层群众的在野“思想家”,与寻求理论工具和社会基础的上层权贵相结合,通过拨弄民意将会爆发出巨大的盲动力量。

脱轨

1929年,新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终于做出“金解禁”决策,恢复中止多年的金本位体制,相当于断然实施紧缩性政策,其背景是日本投资泡沫已经滚动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除内部紧缩外,滨口内阁对外试图继续确保与英美协调的外交路线,以换取贸易与融资空间,1930年“伦敦条约”的签订就是这一努力的体现。

然而,国内极端思潮的壮大,已经注定了这次改革的失败,恰好发生在此时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金解禁”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日本经济的各种内在矛盾一举表面化,1929-1931年,形成了日本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从“金解禁”开始到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由于对日本经济的极度悲观预期,资本外逃现象失控,1930-1931年黄金流出合计达8亿日元以上。同期推断城市人口失业率已高达15%-20%,原有政治经济体制濒临崩溃,蠢蠢欲动的各路政治势力嗅到权力摇动的气息,如同猛兽般扑了上来。

1930年,滨口内阁顶着国内重重压力,强行签订“伦敦条约”,成为刺激极端势力暴走的催化剂,海军谈判代表财部彪返回东京时,一下火车便收到了自杀建议书,1930年底的日本,弥漫着狂躁而恐怖的气氛。

1930年11月14日,滨口遇刺重伤,并最终因伤势复发于次年8月不治,滨口雄幸之死及随后发生的“9·18”事变,标志着开明派匡正国家道路的最后努力宣告失败,惶恐不安的各大财阀转而大力资助极端势力,军国主义全面掌权的前景已告明朗。

战前日本的经验再次证明,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后发国家在适当条件下,可以成功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过程加速吸收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成果,在短时间内改变社会面貌。

然而其后日本发展道路的脱轨,也显示出高速增长期的结束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意味着潜在的社会风险,前期形成既有利益格局的强大惯性,往往通过保守的治理使经济泡沫持续期被人为拉长,直至将政策工具的腾挪空间消耗殆尽,慢性危机的代价必然在社会层面得到反映,然而后发国家落后的社会结构恰恰决定了其内部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不足,这使鼓噪民意对外转移危机成为有诱惑力的选项。

一旦挑唆民意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随后的进程往往将超出所有当事者的控制,这一点已经被太多历史教训所证明。讽刺的是,在1945年日本紧张的停战活动中,宫廷集团又一次成为主导力量奔走于幕后,一如其在20年代培养极端派的热情,始作俑者,最终也尝到了骑虎难下的苦涩滋味。

文/晴岚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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