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CNPolitics】国内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对外交事务是否有影响？

【金骏远】国内事务比任何外交事务都更重要。我猜想，习近平、李克强早上醒来的时候，想的第一件事不是国际关系，而是国内的改革。反腐是其中一件大事，还有中国经济的再平衡、环境问题……这些都比外交事务重要。每当我的中国朋友说美国意图遏制中国的时候，我就会回应说：美国没办法遏制中国，唯一能遏制中国的国家是中国自己。

不过，这些国内事务的确和外交事务有联系。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其他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有期待，他们期待中国挑起更多的担子，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当中国忙于处理国内事务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在国际上做更多事情。

【政见CNPolitics】我们知道，在美国研究战略问题和中美关系的专家不少，也有很多大家。但似乎中国领导人和外交部门只认识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也有人感叹，倘若这三位去世，美国再无“懂中国的人”。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怎样才能让更多的美国学者声音传递到中国领导层，并发挥作用？

【金骏远】我想，一个明智的中国领导层会意识到，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人在一段时间后都会不在了。实话说，他们在美国已经没那么有影响力了。有不少其他学者或在华盛顿的智库工作的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他们可以讲自己的观点介绍给白宫和国会。我想，对于中国人而言，他们需要建立起联系，让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进入中国。但不幸的是，从我在报纸上读到的和从其他人那里听说的情况来看，中国对培育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学者的交流已经越来越不感兴趣了。中国的智库被告诫：不要和国外学者进行太多的合作。这不是一个好主意。美国同样应该邀请更多的中国学者来美国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想随着这类交流的建立，在中美关系研究方面有影响力、受尊敬的新的领军人物会自然地出现。

在美国这边，当他们看中国的时候，他们也在想：有哪些学者是中国的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王辑思，不过他已经是半退休的状态了，所以要寻找更多的人。也有一些四十多岁的新人出现了。美国这边的年轻学者比如：Evan Medeiros，他现在任职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前在兰德公司；Tom Christensen，现在在普林斯顿，此前是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Taylor Fravel，现在在MIT……不过，只是关注美中关系的学者还不够，还需要是对参与政策制定感兴趣的学者。比如基辛格，他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就希望去华盛顿工作了。不是所有学者都想要那样。我想Evan Medeiros是这样的，Tom Christensen可能也会在某个时候回到政府。还有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他是广受尊敬的学者，也曾经在克林顿政府任职。但是很多学者对参与实际政策活动没有兴趣。
五、十字路口的中国

【政见CNPolitics】要研究中美关系，是不是要和两国政府都有联系？

【金骏远】我和中国的官员有过互动。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和研究者联系。我去过外交部、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但我见过真正的高层领导人吗？没有。不过我们可以见到向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的学者和分析人士。

【政见CNPolitics】缺乏和领导人的联系，会不会给研究带来问题？

【金骏远】不会。实话说，大多数美国学者也不需要跟拜登副总统或奥巴马总统谈论美国的政策。有低于那一级的人可以接触，也有学者们需要的资源可以利用——不是仅仅指和个人的联系，而是对信息的获取。当然，获得美国政策制定的信息，要比获得关于中国政策制定的信息要更容易。所以我们研究中国时确实受到一些影响。

从1990年代开始，我就经常去中国。现在我们在智库和大学（包括军方智库和大学）里遇到的中国学者，要比过去更加了解情况、更加有经验、教育程度更高。从这个角度说，情况比之前好很多。

【政见CNPolitics】说到智库，中国正在推动“新型智库建设”。

【金骏远】跟“新型大国关系”类似，“新型智库”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它指的是鼓励智库独立思考、自由地进行国际交流，那很好。如果只是说人人都应该建智库，那就是浪费资源和时间。我希望习近平和他周围的人意识到，像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近来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我希望他们不想再要这种旧的智库，而是要新的、更好的、更可靠、更有效的思想。我想，政府可能对旧智库所作的预测感到失望。比如，朝鲜处决金正恩的姑父，让中国政府非常惊讶。他们可能在想：为什么智库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问题？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是：与其说这些智库在做研究，不如说他们在努力取悦党。

【政见CNPolitics】您是如何对中国产生兴趣的？

【金骏远】偶然。大学时，我并没有对中国产生特别的兴趣，也没有准备成为一名教授。不过，我选修的最后几门课之一是跟随一位教授做独立学习，他正好对中国感兴趣，给了我一堆关于中国的书。我发现这些书非常有意思，不过并没有马上读研。我在费城一所学校当了老师，当我知道城市在准备裁员，而我可能失业的时候，我想：“好吧，我对中国感兴趣，为什么不申请研究生呢？只要我能被录取且得到奖学金，我就去。”然后我就真的录取了，也得到了奖学金。我去了伯克利，但我的研究兴趣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来我想研究中国国内政治，但受那边教授的影响，我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很大兴趣，所以我结合了自己对中国和对国际关系的兴趣。

【政见CNPolitics】能用简单的语言介绍您的研究方法吗？

【金骏远】在美国，吸引人们当教授的原因之一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时间，并且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主题。不过这也有风险：如果你选择的主题是其他人都不感兴趣的，你可能就拿不到终身教职，会失业，或者你的工作会被其他人忽略。

我的研究兴趣始终是被我认为重要的问题驱动的。不是所有的政治学学者都采用同样的路径，但我个人的兴趣一直是：我在提出所有人都应该关心的问题吗？幸运的是，通常当我考虑和中国及国际关系相关的问题时，有理由相信这些问题是每个人都需要关心的。

研究生毕业后，我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关注核武器在国际关系中的潜在角色，以及从中美两国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此后，我又研究了亚洲的安全秩序，及中国的角色。这些都是重大、重要的问题。

我接受的训练并不是形式建模和博弈论，也不是统计分析——在研究中国外交时，统计分析并不一定有用，因为没有足够的数据。我用的方法主要关注与分析文件资料的内容、对美中两国有个人观点的人进行访谈，并将他们的观点和文件资料进行对比。我所做的研究，所收集的证据或数据，总是被我的研究问题所引导的。而这些问题则是建立在各类国际关系或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内的，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寻找研究问题的答案。

【政见CNPolitics】能否用简单的语句描绘今日的中国？

【金骏远】我想今天的中国站在十字路口。中国面临的问题很严峻，但都是可以解决的。不过，我认为今天的政权只有五到七年的时间来着手解决这些问题——经济、环境、族群……如果没能在近期内解决这些问题，将会有可能非常严重的后果：中国进入发展停滞期。我想，习近平和这届领导层是最后一批有机会尝试成功改革的了。如果没有取得进展，下一届领导层，第六代，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也没有决定改革方式的自由——改革的过程将被此起彼伏的事件推着走，而不是被领导层的决定推着走。

【政见CNPolitics】您能否推荐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以及他/她的作品？

【金骏远】说实话，我觉得过去五到十年内关于中国的最好作品（除了学术期刊上那些非常技术化的论文外），大部分都是由大学学者之外的人完成的。比如，欧逸文（Evan Osnos）的《Age of Ambition》就是一部介绍今日中国的精彩作品。

在理解中国经济方面，Nicholas Lardy和Barry Naughton是我信任的两个人。而在中国外交方面，最优秀的学者可能是Iain Johnston和Taylor Fravel。

来源：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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