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没有朴正熙,就没有现代韩国——自由威权与韩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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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一面筛子,淘尽世间万事万物,能留下来的只是一点点。对韩国人来说,朴正熙(1917-1979)当属后者。据2004年韩国盖洛普“韩国人最喜欢的历届总统调查”,朴正熙以48%的支持率雄踞榜首,排第二位的“民主斗士”金大中仅为14%。2012年,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以“没世遗爱,民有余思”来形容朴正熙的余泽,不为过。

不难想见,有道德洁癖的人会喊出来:朴正熙不是独裁者吗,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与进步运动”啦,blah,blah……

朴正熙本人生前说了:“在我死后朝我的坟墓吐唾沫吧!”一点儿也不为自己当政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一点儿也不在乎那些恨他的人。他凭什么这么自信?拿他接管(1961年)与被刺时(1979年)的两个韩国做一下对比就知道了。

1961年是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的那一年。当时韩国比朝鲜穷多了。韩国与朝鲜的年产煤量、发电能力、化肥年产量、水泥年产量与粮食产量依次为:590/1200(万吨)、20/116(万千瓦)、3.8/86(万吨)、51/207(万吨)与600/220(万吨)。只有粮食这一项韩国高于朝鲜,因为韩国本来就是朝鲜半岛的农业区。朴正熙接管的韩国是一个穷困、落后与混乱的国家。

1966-1970年,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4%(北方同期为5.8%)。1971-1975年,韩国年均增长仍达9.7%(北方同期为2.3%)。1962年韩国人均名义GDP为87美元,1979年为1764美元,为1962年的20.3倍,年均增长19.4%,这一惊人崛起速度被誉为“汉江奇迹”。韩国能够最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朴正熙时代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朴正熙做对了什么?
威权与转型

非殖民化后的亚非拉国家,能跨越低收入国家门槛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不容易,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门槛,就更难了。韩国是幸运儿之一。在世行统计中,2012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22670美元。这一年8月15日,即将卸任的韩国总统李明博宣布:“大韩民国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这些幸运儿中,有一类是很特别,包括但不限于韩国、智利、新加坡、西班牙与中国台湾等国家与地区。其经济起飞时期与政治转型阶段是高度重合的。这个转型阶段是威权主义性质的。威权主义并非只有一种,有左翼威权主义,有右派威权(自由威权)主义。历史证明,只有(经济)自由才是有益于经济发展与繁荣的。

本文不准备抽象地谈论右派威权主义,而拟以韩国朴正熙时代为案例具体呈现之。不过,简单的界定还是有必要的。右派与左翼的分际,只有一个基本标准,即右派主张低税收/限制政府权力,左翼主张高税收/扩张政府权力。右派威权主义之“右”,也是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其基本特征是尊重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及尊重法治。

说到这里,或有人叫了起来:朴正熙搞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威权主义是反民主的。不错,1961年5月16日,少将朴正熙为首的一批少壮派军官发动军事政变,结束了短命的第二共和国(存在时间不到一年)及其议会民主制。军政府时期可以说是非民主的。

不过,1963年朴正熙终结军政府,本人从军界退役以平民身份竞选总统,以微弱优势当选第三共和国首位总统。整个第三共和国时期总统均为直选。最终,朴正熙为了突破任期连任限制,1972年颁布了第四共和国宪法(即“维新宪法”),总统可以无限连任,并将直接选举改为间接选举。相对于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的民主成色下降不少。

可见,威权主义会有一系列操控民主选举的制度与技术,但形式上完全可以是民主的。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架构是由民选代议士组成的民意机构,威权主义的策略往往是从被选举资格与选举程序上操控其当选者的构成,而不是削弱民意机构的权力。

话说回来,如果都民主了,还叫什么威权呢?威权总是意味着有一个政治强人长期执掌统治权,在韩国就是朴正熙。威权主义之所以君临发展中国家,恰恰是因为转型时期民主制度的不稳定与失败,李承晚的第一共和国是被学生运动推翻的,继起的第二共和国是个弱势的民主政府,面临着永不停歇的左翼学生运动。威权主义与民主是有张力的。

在社会转型期,民粹主义是最大的风险,一旦陷入民粹主义泥潭,要想走出去太难了。民选政府,为了争取选票,往往会通过征税与通胀派发福利讨好下层民众与赋予工会特权等措施,从而破坏繁荣的根基。即使威权政府,亦有为了争取民意支持搞民粹主义的激励。所以偏右派的威权主义是弥足珍贵的,展现了(经济)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张力,本质上是(经济)自由威权。

好在转型期国家由于底子薄,玩民粹主义是不可能长久的,这就提供了两种可能:一种是像南美许多国家那样在民选政府/民粹主义与军政府/威权主义之间打摆子,另一种像韩国与智利那样是以右派威权主义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令国家步入先进行列。
保卫自由秩序

朴正熙政变最初的动机与旗号无非是反极左、反腐败、斥责文官政府软弱无能与恢复秩序等。盖军人集团是最为看重秩序的。

政变后两个月,1961年7月18日,美国编制了“关于韩国现政府的特别情报评估书”,称:“(现在统治韩国的军人)他们的大半生都在军队度过,积累了相当多的战斗经验,其做事方式不同于知识分子与专业政治家”,“他们具有威权主义国家观,并确信要治好经济、社会与政治的疾病,就要建立公众纪律性强与中央集权巩固的政府统治。韩国新的统治阶层正准备给韩国人的生活注入新秩序和纪律”。

是的,1960年4月19日,李承晚的第一共和国被学生运动推翻,被美化为“4·19革命”。由此建立的第二共和国在学生运动面前必然是弱势的。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被称为“几乎是大学生和新闻界统治的时期”。在朴正熙政变前夕,韩国的左翼大学生号召1961年5月20日在板门店进行“南北学生和平统一誓师会师”。

动荡的社会与政治,销蚀了自由秩序的根基,也酝酿着大变革的因子,朴正熙登上韩国政治舞台的时候到了。《朝鲜日报》以保守著称的老记者赵甲济,在《朴正熙传》中写道:“这群高效率、高度责任感的三四十岁的青年军官们替代了1960年代的老朽政治家。这个年轻的国家领导班子充满干劲:当时韩国军官6万人中约10%有赴美留学经历,这个比率比当时外交部的公务员还要高很多。”

政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戒严,包括:禁止一切室内外集会,媒体舆论需接受事前审查,禁止罢工与怠工等。可以看到对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是限制的。

由此拉开了朴正熙时代政府同知识分子与学生关系紧张的序幕。从全世界看,知识分子往往是左倾的。政变三周年之际,1964年5月20日,首尔9所大学的学生及三千多市民举行“民族民主主义的葬礼”,并抬棺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舆论也是一边倒站在学生这一边的,控诉警察暴行。6月7日,政府逮捕了金正刚,指其为学生示威幕后操控者。此人组织了“反帝全国学生同盟”与“火花会”。

金正刚于1966年出狱。1980年,他改变了左翼立场,认为自己当时搞左翼运动能成功,是因为“朴政权时期仍主张法治”,“其后证明,我们(左翼)的判断是错误的,朴正熙在这片土地上成功建设自主的现代国家,很好发展了市场经济”。

1965年8月20日,首尔庆熙大学一千多名学生召开韩日协定批判大会,举行示威,反“买办资本”、“隶属经济”,反对韩日关系正常化。随后更多的大学加入了示威行列。几天后,朴正熙向全国广播,毫不留情地抨击学生与教授:“动不动就举行什么声讨大会,静坐绝食,示威,斗争,喜欢在参与现实的名目下跑到街头。”

后面将谈到,朴正熙顶住了知识分子与学生的反日运动,完成了韩日关系正常化。这里的问题是:朴正熙对左翼与民粹风潮的抵制,是侵犯了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还是捍卫了自由秩序?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侵蚀自由秩序的根基?可否有“反自由的自由”?朴正熙认为自己捍卫了自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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